韩立洪远不是武林第一高手，但杀人的技术，却没人比得了。
他来到陈跃齐背后，手中的匕首像刺豆腐一样刺入陈跃齐的后心，切断陈跃齐的心脏主动脉，让陈跃齐瞬间毙命。
陈跃齐死了，顺势，韩立洪把陈跃齐的头放到桌面上，然后拿起了那张纸，团成了一团，塞进了兜里，接着又把墨盒和毛笔放好，好像没动过一样。
这时，票儿进来了，掌柜的和两个伙计都已经被打晕，绑了起来。
把铺子洗了一遍，韩立洪和票儿就如鬼魂一般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店里的伙计来上工，立刻就发现了不对。往天这个时候，店门早就开了，但今天，门不仅没开，而且敲门也没人应声。
伙计不敢强行进去，立刻去报警。
这种警，警察来的极快，因为没有危险，劫匪必定早就走了。
撞开店门，发现陈跃齐死了，掌柜的和两个伙计都是一问三不知，什么也不知道。
警察们都很紧张，因为压力很大。
就在警察们忙着勘验现场，登记失物的时候，警察局长江苏丰急匆匆赶来，额头冒着细密的汗珠，他的压力更大。
先是唐福海一家，现在又是陈跃齐，这他**都谁啊？这么给他上眼药！
不论唐福海，还是陈跃齐，死就死了，但他们的死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这俩家伙的死让城里那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很愤怒。
不整清楚，谁知道哪天死的是他们。
这些大人物的愤怒，落不到那些凶徒身上，就都落在了他的头上。
一连三天，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江苏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每天都要把手下人没脑袋没屁股地痛骂几顿。
怎么回事呢？
他把保定城大大小小开买卖的土匪绺子和城里的恶霸地痞都挨个问过了，可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不应该啊！
以往不管发生多大的事儿，不管他能不能管得了，至少怎么回事是清楚的。
干这事儿的，可以肯定不是本地的土匪和城里的恶霸地痞，但如果不是他们，那就只能是外地来跑单帮的。
可这些人不难查啊，为什么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呢？不对，不对，如果不是本地的土匪，那冉庄洗了陈家的土匪又是哪儿来的？这个也是一点线索也没有。
坐在办公室里，江苏丰拧着眉头，他都要愁出仨脑袋来了。
一旁，江苏丰的心腹李德成站在一边。看着江苏丰愁得那样，李德成心里暗笑。过了一会儿，李德成小心地道：“局长，您看……是不是去卢家走一趟？”
这要不是这个时候，李德成这话是绝对不会说的，因为江苏丰和卢文昭一直较着劲呢，他们俩一直不怎么对付。
上一次唐福海的事儿，江苏丰没去见卢文昭，挺过来了，但这一次，八成够呛。
实在没辙了，江苏丰点头，道：“好，你去安排一下。”
安排个屁！心里蔑视了局长大人一下，李德成躬身出去安排了。
实际上，李德成出去就是到隔壁打个电话，问问卢文昭这会儿在不在家。
其实，这个电话在局长室里就可以打，但碍着江苏丰的面子，李德成只好多走两步路，到隔壁的屋子去打了。
不一会儿，李德成进来，禀道：“局长，安排妥了。”
江苏丰问道：“什么时候？”
李德成道：：“事不宜迟，您这就可以去。”
点了点头，江苏丰道：“好吧。”
这戏演的，跟真有那么回事似的。李德成跟在江苏丰后面往外走，心里一面鄙视自己的局长大人，同时也一面暗自得意。就因为他能始终不露痕迹地维护江苏丰的脸面，江苏丰才这么器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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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府在正阳大街。
这一刻，在书房里，卢文昭正大发雷霆，坚硬的枣木面桌子，被一式卢家横腿扫个四分五裂。
卢文昭如此愤怒，不是因为自己的私事，而是因为国事。
在今天的报纸上，刊登了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的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
在这篇演讲中，蒋介石为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做了辩护。
蒋介石认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于外交有一定之方针，即坚持不屈服，不订损失国权之约，并尽力抵抗自卫，同时诉之国联，请其根据国联盟公约为公道正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之和平。
循此方针，就大概不致犯错，但国人认为国联无制裁**之能力，要求政府退出国联，又反对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而要求政府对日宣战绝交。
蒋介石认为这是错误而危险的，他说：“寇深至此，国人尚群言庞杂，莫所折衷，余意政府必须明定外交方针，负责执行，以求此问题之解决，断不能因循坐误。”
蒋介石坚决反对对日绝交宣战，因为他认为中国没有国防实力，如果对日绝交宣战，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实力，绝不足以抵抗日军，如果开战，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必悉为敌人所蹂躏，到时候，就是想不屈服也不行。
而且，日本采取的是战而不宣的方式，目的就是避免宣战的责任，以减轻国际的责难。现在，我明明尚无可战之实力，而昧然对日绝交宣战，这不仅给日本把责任加之于我的机会和恣行无忌的口实，并且自己丧失了国联盟约的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的权利，还会背负中国破坏公约破坏和平的责任。
据此，蒋介石得出结论；绝交与宣战是绝路，是自取灭亡。
他说，我政府之外交方针，除对日绝交及对日宣战二者之外，其他方法皆可择而行之，国民唯有信任今日之政府，协助政府而且拥护政府之外交政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迟速，皆应与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而我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就在于绝对不订丧权割地之条约。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一来，卢文昭一直都气恨难平，他既愤恨日本之猖獗，更对国民政府所应所对愤恨失望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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