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二月，太原，已在民间流传的丰州《公民报》发表一篇《明皇开国暴行考》的文章，文中痛斥大明太祖的起家史——假意反蒙、暗合元廷，借北方义军血战元军之机，诛杀友邻扩张势力，其手段血腥残忍，如和州之屠、苏州之屠、湖南之屠等，莫不罄竹难书；得势之后起兵北伐，又妄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巧立名目窃取国器，为一己之私荼毒人民，如怀庆之屠、河西之屠、山东之屠等，时人皆称其“淮右之贼”；而胡虏何在？牧马边外也，元皇呼同族相救不应袖手而去，争锋者王保保、李思齐、张良弼等皆中华之人，何谓之鞑虏？同胞相残也；朱匪猖狂，图谋天下，边外大漠屡遭败绩，仓皇南退始筑边墙，图穷匕见乃露狰狞，屠杀同党化国为家，如“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空印案”，杀者何止十万；朱匪立国，谎言轻徭薄赋恢复民生，元时税重抑或明时税重？诸君自可查之，而其滥发宝钞更是无耻，滚滚钱财仅凭一纸便流入囊中，搜刮民财远胜于税赋；所谓朱匪“得国最正”虚也，“大奸窃国”实也，“驱逐鞑虏”虚也，“屠戮同胞”实也，“恢复中华”虚也，“化国为家”实也，“汉家英雄”虚也，“独夫国贼”实也。
文章最后写到：“遥想山西当年，养民八百万，工商兴旺、民生富足，商贸远及四海，时号‘小康之地’，而朱匪暴虐，离散骨肉徙民于四方，田地、家财尽落其手，迁徙者仅得几页宝钞，富裕之家也纷纷破产，民曰‘一世为贼，代代出贼’，朱匪重八是贼，其子孙后代也是贼，今日山西之穷困便是朱家所赐。”
这篇文章明显鼓动造反，诛灭九族也不为过，竟然在太原街头广为流传，甚至贴到巡抚府的墙上，山西巡抚范志完大怒，下令太原府严查。太原知府却说不用查，就是公民党干的，写文章的肯定是废举人高贺，人还在太原，但凭什么去抓？现在官府办案的依据一是善良民俗，二是丰州大法司断例，不以言论罪是成例，谁敢拿着《大明律》去抓人，唯一的办法是告《公民报》和高贺诽谤朝廷，不过抓丰州公民必须先向丰州大法司申请抓捕令，。
范志完还在考虑对策，又冒出一份名叫《晋报》的新报帖，头版文章《成祖皇帝功业考》同样惊世骇俗——文中首先考证成祖的出生，断言其绝非马皇后所生，而是太祖皇帝的碽妃所生，这位碽妃身份卑微，可能是蒙古人，也可能是朝鲜人，灵位却偷偷供奉在京师报国寺和南京太常寺，礼遇如同皇太后，成祖为篡夺皇位，连亲娘也不要了；成祖五伐漠北的谎言也被戳穿，文中提醒人们思考，四五十万人裹在一起在大漠草原爬行，这种打法对付得了骑兵吗？恐怕是当活靶子吧，所谓战绩欺世盗名而已，偷袭兀良哈人倒是得手，不过兀良哈人原本已归附大明，成祖背信弃义一击，朵颜三卫就此脱离大明，辽东边墙彻底暴露在蒙古人的铁蹄下；成祖的蠢事还不止这些，所谓“天子守国门”，实际上是做贼心虚，借机夺取北方藩王之兵权，但北方地瘠粮少，定都北京须漕运供给，其耗费巨大反成负担，至今贻害无穷；派权宦屡下西洋，名曰“威徳遐被、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无耻！收来一堆破烂贡品，数倍、数十倍地回赐，何人愚钝不来献媚？如今明廷困顿，所谓“四方宾服”、“幅员之广”又何在？自以为篡改史书便可欺瞒天下，可惜天下人不只有大明国的臣民，还有蒙古人、朝鲜人、安南人以及南海诸夷，遍访天下查朱四何许人，卑鄙无耻之叛臣也，丧心病狂之妄人也！
范志完吓得手脚发凉，做官到他这个级别当然知道文中所言不虚，但这种话能说出口吗？不能再袖手旁观了，否则朝廷饶不了他，于是便带了一大帮差役抓人，去平阳会馆肯定不敢，但汾河边自由女神像下有的是大逆不道的老百姓，抓几个朝死里整以后也好有个交待。
汾河边果然像往常一样聚集了大批百姓，一个中年书生正在塑像下高声讲演。
“今年八月前首辅薛国观被皇上赐死，大家想想，连首辅都不是好东西，这样的朝廷难道不是奸党朝廷吗？在下以为，如今朝廷外不敌东虏于松锦，内不敌流贼于河南，黄河以北、大江之南遍地灾荒、大疫流行，此乃亡国之兆也，幸好上天垂怜苍生，降圣人于人世，归化伯仁爱宽厚、神勇超群自不必说，以民为本、天下为公，让百姓挺直腰杆做人，千古帝王何人能做到？说归化伯乃尧舜在世毫不为过，天下大统非他莫属，大家说对吗？”
人群中叫好声响成一片，一名老者挤上前气呼呼地说道：“归化伯做了许多好事不假，但他所作所为皆从夷俗，必是夷人无异，圣人曰‘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亡也’，华夏大统岂能给他！”
“胡说，归化伯是我们山西人，曲沃李家的人说了，归化伯出生那天满室红光，彩虹映日，这难道不是天象？”马上有人厉声反驳。
“假话，归化伯不从礼教、剃发从胡，岂能是我汉人，他是大明之臣，若敢簒逆必是乱臣贼子。”老者高举双拳怒吼道。
众人立刻被激怒了，纷纷上前怒斥老者。
“我看你是想给朱家皇帝捧臭脚，这么脏的事都干，你还要不要脸？”
“就算归化伯是夷人我们也认，你想当朱家的奴才就去京师找你的皇上去吧。”
……
老者气得说不出话来，这时，范志完钻出轿子，指着那群人大喝：“大胆刁民，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妖言惑众，快给本官拿下。”
众人愣了一下，那个讲演的中年书生挤到范志完面前，很恭敬地施礼说道：“大人一定是大官吧，听口音是河南人，草民不过是想换个天而已，不算什么大事，闯贼正在河南肆虐，大人何必在山西闲得无聊，还是早点回老家剿贼吧。”
范志完气得暴跳如雷，那人的脸色突然一变大喊道：“这是一条朝廷的走狗，把他赶出山西去！”
众人一涌而上来抓人，差役们马上嘻嘻哈哈溜到远处，范志完见势不妙，吓得连轿子也不要了，拨腿就向城门跑，身后传来阵阵爆笑声。
范志完再不敢出巡抚府啦，山西这个鬼地方刁民太多，背后还有黑后台，不好惹呀！这时京师正好来信——他的恩师周延儒打点好关系，要他马上到京师另有任用。
范志完长嘘一口气，总算脱离苦海了，马上拍屁股走人，也幸亏走得快，范二喜隔天就带人到太原抓捕通贼嫌疑犯，没有抓住范志完，但在巡抚府搜到两封毛猪头的信，范二喜大功告成也懒得找范志完——有这两份书证足以告山西巡抚通贼，朝廷这回要颜面扫地。
山西舆论沸腾、巡抚范志完滚蛋，平阳会馆内欢声一片，其实这件事与丰州关系不大，李槐早已下地方考察新政，顺便赶往大同参加议事大会，从头到尾都是一帮山西人自编自演，舞文弄墨的果然是高贺，这家伙利用公民党分理山西党务的身份，精心炮制出《明皇开国暴行考》，而《晋报》的后台老板则是一帮山西自由党人，手里的实料绰绰有余，幸亏官府没告他们诽谤，否则朝廷还得丢人。
大同，李榆不费力就筹到了一大笔钱，商人们几乎追在屁股后面要借钱给他，条件只有一个——把解州盐池卖给他们。号称契约第一行家的刘天任认为这桩买卖不合法，丰州有《私产保护令》，解州盐池归朝廷所有，其权利也应该得到保护，没有朝廷的诏令和授权，一个关外总兵显然无权处分。商人却很实际，这年头谁能打谁说了算，鬼知道大明朝廷还能挺几天，先吃进嘴里再说，硬拉着李榆签契约，而且要刘天任做中人。李榆也不承认违律，官军是朝廷的，凭什么让他掏钱给朝廷擦屁股，借债还钱天经地义，朝廷不掏钱就拿国有资产抵债，大笔一挥钱财到手，这个二百多年的大明央企就被私吞了。
有钱好办事，关内三镇马上散伙，山西镇最好办，王国梁、孙显祖一伙人领着士兵常年做生意，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朝廷从来不管他们，不存在欠饷问题，松锦大战他们又没去，也不存在抚恤。归化交易所的黄主事还向王国梁建议，成立山西军商股份有限商社，把股票推上市，没准还能大赚一笔，军商头目们财迷心窍，决定聘请黄主事做商社参议，全面启动股份上市计划，一点没给李榆添麻烦。
大同、宣府两镇官兵的生活很苦，但当兵的通情达理，只要求补发三个月欠饷和补偿三个月军饷的散伙钱，战死将士的家眷也只要求一年的军饷作为抚恤，当然必须是归化伯的人亲自发放，不能由文臣、军官过手。大家拿到钱就跪在地上磕头谢恩，李榆觉得心酸，差点跟着满地的男女老少一起哭。
进了十二月，山西联防总局、各级议会的头目还有宣府知名士绅陆续到达大同，针对丰州唯利是图、不讲大义的本性，还带了账房先生——丰州开会其实就是各方势力讨价还价，早去可以探听风声、拉帮结派，不争不抢肯定吃亏。丰州也在精心准备，主要官员提前到达大同，住在总兵府内日夜商讨对策，议事院的议事官还悄悄统一了口径，双方的刀子越磨越亮，就等着从对方身上割块肉。
山西人尝到新政的好处，没有朝廷的压迫，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还可以不交税，这种无法无天的好日子几百年也难得一遇，但新的威胁来了，曾经祸害山西的闯贼突然实力暴涨，号称有兵五十万，横行河南见谁灭谁，朝廷的剿贼大军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河南失陷几成定局，想到流贼吃光了河南，像蝗虫一样扑向山西，士绅们就觉得心惊胆战，朝廷指望不上了，把丰州绑上山西这条船才最安全，不过大家都不想掏钱，甚至还打算从丰州再捞点好处。宣府是个军镇，穷得根本无法自立，而且还没有改制，士绅的态度最明确，跟着山西走，山西人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
内忧外患之下，宣大各镇合为一体才能共存，但具体问题很复杂，首先，四家合成一家，权利如何分配？丰州力主的地方自治适合于小国寡民，未必能用于地广人多的关内，甩掉明国的官僚系统，自己就必须拿出治理地方之策；其次，庞大的军费如何分摊？地方肯定不乐意掏钱，但丰州军总不能自带钱粮给人家看家护院吧；还有，边境的关钞税怎么办？商人们肯定不愿缴，但这笔税款占了总理府收入的三成，没有新税源弥补动不得……，而最大的问题是人口悬殊，原以为经过十几年的战乱、灾荒，山西、宣府只剩下四百万人，但实行新政后又冒出来大量人口，两者实际人口接近五百万，相比之下丰州人口才一百余万，内部还有若干族群，一贯坚持的制衡之策该如何调整？
角逐实际上提前展开，双方阵营里都有老谋深算的读书人、生意人，相互之间请客吃饭不断，漫天叫价的同时不动声色地摸对方的底牌，已入籍丰州的山西人最尴尬，一方面竭力鼓动四镇合体，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关内人白占便宜，夹在中间两边不讨好。
翻年进入崇祯十五年，毛猪头伏法的消息传到大同，各地士绅举酒狂欢，大赞归化伯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与丰州人一时间其乐融融。这时，李槐、张道浚等人赶到，大同城内各方大佬云集，议事大会召开在即，当然为了保证大会的圆满成功，还需要一个契机事先沟通。这个机会很快出现了，大同巡抚刘梦桂病逝任上，丰州高官和地方名士自然要去灵堂吊唁，双方头面人物心有灵犀，完事之后不约而同进了巡抚府的后院。
丰州有备而来，鄂尔泰、李富贵、巴图、李槐、周愕、云荣、李建极、孙庭耀权柄显赫、老谋深算，山西和宣府方面也不弱，有光荣入选过《东林点将录》的前顺天巡抚张鹏云、前总理五省剿贼军务陈奇瑜、前锦衣卫佥事张道浚，其他几人也是地方名望之士。
双方不是头一回打交道，但此时多少有些尴尬，陈奇瑜因车厢峡失利被革职戍遣广西，在穷乡僻壤苦熬几年，却学会人情世故，率先打破沉默，向对方年长的鄂尔泰问候道：“笃行兄身体可好？最近可在做学问？”
鄂尔泰微笑着答道：“上六十的人了，孟子曰‘老而不死是谓贼’，该给年轻人让位置了，蒙古人没出息，就喜欢自由自在过日子，世祖皇帝有心汉化，蒙古人宁可回草原像祖先那样生活，也绝不留恋关内，惠宗皇帝觉得关内不好管，索性抛弃大都，回归草原，我也一样，当官累了，打算回家一边放马一边做学问，老死之前重编一部《元史》。”
老家伙话里有话，张鹏云一板脸说道：“笃行大才，岂能一走了之，本朝已编订过《元史》，并已列入正史，何必再枉费功夫。”
“不然，中原各朝修史重义礼而轻实证，而朱氏为彰显其‘得国最正’，不惜对前朝极尽诬陷，故谬误之多尤以明之《元史》为甚，任其流传误后世子孙矣，”鄂尔泰摆摆手，一脸严肃对众人说道，“吾观蒙元，其有异于中原各朝，一者重视商业，贸易天下，重末轻本而财用足，轻徭薄赋而民生幸；二者不兴科举选官，入关之蒙古人也寥寥无几，控制地方有心无力，朝廷大权仅到行省，却使地方市井繁荣、生机盎然；三者法治宽纵，有律法而不依，随意放纵民间，文字狱也难以寻觅，如此做派却维持百年；四者寓兵于民，守外而虚内，关内反贼兴起，蒙古诸部拒不南下，惠宗皇帝也只得走人，反而是几个汉化的蒙古人领着汉人剿贼。如此实乃奇观，不可不察也！愚以为元之失陷关内不在乎为政，而在于过度自信不求变通，未能与关内人融合成统一的国族，而是以过客自居，把治理国家视同放牧一样逐水草而居，。”
“太祖曾曰‘元主中国，殆将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简略，与民休息、时号小康’，山西在元时最多曾养民八百万而不匮乏，我等自然明白其中道理，笃行兄不必计较愚夫愚妇之所见，有些话就摊开说吧。”陈奇瑜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