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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194)

作品:狱警日记|作者:军警一兵|分类:历史架空|更新:2024-10-27 15:08:04|下载:狱警日记TXT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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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许多“同志”都希望,生活中的李银河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选择。李银河坐上车,扭头对助手小郑说:“今晚好象来了不少拉拉。”“拉拉”是英语女同性恋者1esbian的变音。她们赶来听李银河的讲座,然后索要签名。

11月初的上海,夜已微凉,人到中年的李银河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想找个吃东西的地方,当晚7:15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演讲让她误了晚餐。

她的身形已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但她的眼睛里有种相当动人的东西,温顺时像丝绒般柔软,淡漠时仿佛深井里的水泛着冷光,而垫底的,是生生的敏感。她的眼波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而在某片不确定的时空里,有个称她为“吾友”的人或者会招呼她:“你好哇,李银河。”

从1989年和王小波一起开始做男性同性恋的研究、共同写成《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已与“他们”彼此相望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的学者,随后致力于《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上传。

国内政府卫生部门2oo5年11月3o日,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数据――5oo万至1ooo万。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统计数字的一半,他认为,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ooo万,其中男性2ooo万,女性1ooo万。但它的布,意味着政府开始正视这个群体。

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美国晚了整整28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9年。尽管如此,同性恋者还是常常在无意间被说成“同性恋患者”――目前在国内的临床病理学上,同性恋通常还是被划归性取向障碍(此前被归为性变态)。

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快捷方式。“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oo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o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o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oo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对此举手同意。

现实似乎能够提供左证,譬如同性恋时尚化的趋向。几乎每到一座城市,李银河都会去访问当地的同性恋酒吧。在上海,她见过2oo多号女性聚在一处的场面,而且,她们是如此年轻。在成都,在广州,男性同志酒吧里早已出现moneyBoy,他们本不是同性恋,但因为金钱交易或者追随时尚,加入了这一群体。而在某些艺术类职业里,异性恋者转变为同性恋或者双性恋代表一种灵感、时髦和品位。这不是“后天习得”是什么?

李银河还纠正了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谬传:同性恋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并不是传说中的同性恋群体中天才特别多。

爱情是不能永恒的

许多年以前,王小波写信给李银河说:“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爱你就像爱生命。”王、李情书集《爱你就像爱生命》或者能够再次证明,爱情,它确实来过。

这些书信(有几封是写在五线谱上的),裹挟着坐立不安的爱情,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又踢去,终于走向婚姻。人世间,两个人若爱了,结果便是如此。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爱情是什么》,探讨加诸制度约束的爱情的出路。“爱情”一词诞生于13世纪的欧洲骑士和他们所追求的有夫之妇之间,它是电光火石般的漏*点,而漏*点是不能持久的。要让爱情与婚姻制度协调起来,除了将它转化为亲情和柔情,别无它途。李银河坚信,一夫一妻制肯定不是永恒的,婚姻制度也不是唯一最好的。

李银河是浪漫的,至少在爱情上――你以为王小波会容忍一个不浪漫的对手么?她说,她一直渴望爱情,这样的渴望非常强烈。在她的调查研究中,她也愿意花费精力去证明爱的存在。

许多年以后,李银河在一个年轻时代的好友那里现了《绿毛水怪》的手稿,一本封面漂亮的横格本,不禁喜出望外:这是她和小波的媒人。当她第一次读完这篇小说后,就生出“要见一见写它的人”的念头。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这叫“眼毒”。

那时的李银河是一家很端正的报社的编辑,一次去拜访王小波的父亲、逻辑学家王方名时,顺便看了看那个“又高又瘦又丑”而又“涣散得要命”的家伙,从此相连二十年。

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一个人的奖学金养活两个人,但他们很快活:每晚从有线电视中收看两部电影,或是去租大量的录像带,当然,生活主要是看书、写字。

1988年,李银河开始做同性恋研究的资料准备,回国后,王小波参与了对调查者的访谈,因为一些同性恋者不愿与女性谈这个话题。李银河对坊间某些闲言碎语的反应是:“在同性恋研究的课题上,小波是我的帮手。”

相对于受过学术规范训练的李银河,王小波的文字是那样能够飞翔。眼尖的人能在一本书中辨认出哪些章节出自他的手笔,辨认他的文字就像辨认帕瓦罗蒂的声音。

王小波说过,人就像一本书,你要挑一本好的来看。李银河觉得自己挑到了一本好书。当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在1997年倏地合上时,李银河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那天,是个白天,她接到朋友电话,电话里没说什么,只让她一定赶回北京。她猜到了,立刻动身。

她想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他喜欢的斯汤达的墓志铭:生活过、写作过、爱过;还想加一行:骑士、诗人、自由思想家。然后,她要独自面对北京的一切,包括春天的沙尘暴和人们对一个寡妇所有的善意与恶意。

有一点是肯定的,李银河不会按照传统的道德观念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她是福柯的追随者。福柯深恶痛绝的就是按照规范生活,他热爱自由,尊重每一个人过美好生活的意志和选择。我行我素,方能凡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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