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 李素让刘巴“按功率计征水力工业税”,本意只是弄一个通行简易、易于官商双方理解接受、舞弊空间也小一些的计税标准。
不过,这个条款细则落到刘备这么“以人为本”的君主眼中,却让刘备敏锐地注意到其背后额外的政治层面好处:
“这个按‘功率’,嗯,就是按‘人工替代效率’来折算征税的办法,还能额外获取雇工百姓的民心……”
刘备敏锐地意识到,只要朝廷这么干,就能显得‘朝廷收这个税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敛财,而是为了保护赤贫百姓的就业机会”。
你看,那些为富不仁的奸商们,用机械力是为了节约成本、减少雇工。朝廷这是在惩罚用机器替代穷苦百姓就业机会的奸商,百姓不该欢欣鼓舞一下吗?
另一方面,人类在因循守旧这个问题上,普遍是比较犯贱的。除了极少数的终生学习者之外,大多数人都不肯主动走出舒适区、学习新事物、使用新科学技术。
哪怕有好东西新东西,你求着他用,他未必用。
但如果你告诉他“用这玩意儿要付出代价,因为他能为你赚更多,但你的很多同行宁可顶着这个惩罚性的税也要用”,那很多守旧派商人也赶紧屁颠屁颠去用了。
这么一征税,也是变相提醒那些守旧工商业者:你的同行在偷跑!他们用了新的工业设备,一个工人的税钱就能抵五个壮汉!
他用你不用,不用五年十年他就利滚利滚雪球生意越来越大,到时候你就竞争不过他被他挤破产了!不考虑赶紧也学对方偷跑起来?
很多不爱学习的人就是这样,经常扯什么“发财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了,却没想到,刑法也是不停修订的,为什么就不加强学习、趁着一些行为被写进刑法之前的时间差里,去充分利用呢?法不溯及既往的呀!
不过,李素这个不是刑法,只是税法。把原先不要税的东西变得要税,你依然是可以做的,无非成本高了一点。但朝廷既然开征,就说明这么做还是有套利空间有利可图的。
类似于要是把某一个写进刑法的发财方法,从刑法里拿掉,然后改成“交钱就能做”,那肯定很多人会去学习怎么做。
就好比小孩子一个人在家,父母出门前越是皮鞭棍棒逼着他不许打游戏机,但只要父母一关门他就肯定打开游戏机。
而朝廷真正征这个税的理由,其实根本不重要了。
伯雅这个招数妙啊,又收了钱,还在赤贫失业百姓那儿得了“劫富济贫”的好名声,还逼了提醒了守旧不用科学的财主豪强/去推广这些要代价才能用的工业设备。
一举三得!
最后这一条,从法理学角度来说,就是“法律的评价教育价值”的一种变种吧。不写进法律里,不学习的人注意不到,不珍惜。
……
回味了一下刘巴这部分工业税细则里那番隽永的高雅气息之后,
刘备继续往下看,了解一下目前财部核定的大汉境内各州郡在册水力工业规模、水车数量。
这方面的账目,自然数益州的账最清晰,主要是当初李素修缮了都江堰、新造了乐山堰,岷江两岸全线能造多少水车,都是有明细的。刘巴做账时可以直接用历史数据。
账目显示,整个益州两大水利设施区,一共有超过七八千架大水车,都是“五马力”以上的规模,部分水流特别湍急的黄金地段,比如就在围堰堤坝口子下面,达到二十多马力的都有——
不过这些黄金地段的大水车,基本都被朝廷拿来锻造钢铁、给板甲骑兵锻压胸甲用了。搞民营生产的很少,所以收不上来多少钱,就当是国家的军工开支了。
再加上其他的小水车,估计一共能收三个多亿的水能使用费和一亿多的税。
与益州相比,其他大部分州都不值一提了,七个州加起来的水车规模,才勉强比益州一个州略多。
因为水能这玩意儿只有在崎岖、落差大的地方才好搞。哪怕到了现代,华夏的水电站也多半在地势险峻的云贵川。
比如昭通巧家的老君滩,一直到民国都是阻断长江航运的硬骨头。抗战时滇缅公路都修通了,但物资到了滇省后走长江水路、到老君滩还得盘滩换船。
这一世李素在朱提郡让国渊屯田治理河道的时候,也只是把大的礁石稍微铲凿处理了一下,但船只要通过、依然要先卸货减小船只吃水深度、然后纤夫拉船盘滩。
不过这好歹已经比汉末历史同期进步太多了,如果没有李素的话,云南的货要水运到四川根本不可能,还处在“五月渡泸、深入不毛”的状态呢。
毕竟民国都在盘滩,汉末的人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到了当代,就在巧家老君滩同一个位置,却修了地球上单机容量最大的白鹤滩电站。
央视记者去采访时,参观了机组之后提问:“目前外国同类产品、国际最先进水平能做到多少精度?”
得到的回答是:“地球上目前没有这么大的同类产品,无法比较。”
可见蜀道虽难,只要擅长利用水力、发挥水能资源,就可以变废为宝。
从李素引入水力技术以来,这些东西在华夏大地上的传播扩散,也不过才八年,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其他州不但天然水能资源少,而且水利工程建设时间也短。七个州加起来,第一年有四个亿水能费、一个多亿工业税,就很不错了。
刘备粗浅听取了其中的“科学原理”,意识到要江河落差大的险峻之地才能建设,也就没对这个成绩过多质疑。
不过,当他再细看这个账目里的数据构成后,还是有一点让刘备很惊讶:除了益州之外,水能使用费第二高的居然是凉州。
而且一个凉州就占掉了四亿水能费里的三亿,其他六个州加起来才一亿。
那六州的一亿里,雍州又占了六千万,主要是靠长安上游的黄河壶口瀑布周边的支流航运整治,开发了一些小规模水能。剩下五州只有四千万,着实可怜。
刘备久住长安,所以天子脚下那点工程他还是挺了解的,雍州有六千万他不意外,他意外的是凉州的三个亿。
“凉州怎么会预期水能使用费那么高的?西北可是缺水之地啊。而且怎么是元直任职过的金城郡?朕竟不知元直还有这等治民理财之才?”刘备神思恍惚地回忆着。
刘巴听了这个问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还是李素连忙帮着解说:“那是三年前臣跟云长西征平凉时,规划过把金城郡建设为西北工商枢纽。在兰州城西、黄河上游与湟水洮水交汇之处,有落差巨大的峡谷名刘家峡。
云长与元直在凉时花费数年整治河道、引导库容蓄水,如今全国绝大多数的棉纱水纺都在兰州刘家峡,绵延数十里都是纺纱工场,祁连山麓河西走廊、乃至整个西北种的棉花,也都运到那儿纺纱织成棉布。”
刘备下意识抚摸了一下身上里面穿的纯棉衣服,倒是意识到自己有些不接地气了,作为皇帝都没关心过如今国内的棉布产业都在哪儿。
作为全国的棉纱棉布之都,兰州能交三个亿的水能使用费,也不算过分了。
刘备叹道:“朕自入长安以来,一未对外御驾亲征,二未巡视地方州郡,就没有出过雍州地界。本来是想着俭省费用,竟因此不知远人民生,倒有些不知民间疾苦了。”
刘巴连忙劝说:“陛下勤政,与民休息,这是百姓之福。何况陛下有那么多绝对可以信赖的心腹股肱重臣整治地方,风化俨然,下情上达,毫无阻滞。
陛下纵然爱民,想要巡视天下治绩,也当在天下太平之后考虑,如此则不至劳民伤财。”
刘备摆摆手:“朕随口一说,益州朕也巡视过多年,深谙民情,河北沦陷诸州,本是朕故乡,也熟,将来光复幽冀之地时,朕要亲征督战。以后太平了,凉州要巡视一下,南边荆楚吴越之地也不能少。”
刘备稍微走神意淫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审刘巴的细则其他部分。
水能费是计征办法上最复杂的一类,这个搞定了之后,后面其实都更简单,也便于理解。
刘备大致看了一下,织机的工业税是按照每台蜀锦织机一年一千五百钱、每台棉布织机每年一千钱收的。
这些机器比旧机器可以节约两个人左右的劳动力,用一个织工就织出原先三个人的产量。所以多收的税比一个人一年的税还低一些,商户也承受得了。
另一方面,刘巴也不是本着刻意盘剥,他在制定费率的时候同样本着李素教他的指导精神,想到了要“鼓励提高机器效率”。
所以无论未来机器有没有进一步进步,只要是使用一个工人操作的丝织机,始终是一年一千五百钱。
如果再有一个诸葛亮这样的天才进一步优化技术,出现“2.0版织锦机”,能做到老式机器的五倍生产效率,也依然是交那么多税。
科技越进步赚得越多,这个立法精神和鼓励方向也就没问题。
刘备之前记得,李素当年搞的“蜀锦五年计划”,最终完成的时候,在益州弄出了近二十万台新式织锦机。
那几年里为了给弩式飞梭搞牛筋,还一度让整个天下的牛筋价格暴涨,连朝廷负责军工的将作监,生产弩的时候牛筋成本压力都巨大,关东诸侯一度造弩都造得烧了。
早些年,刘备的财政有相当一部分是靠技术扩散的专利费撑着的(当然那个专利费是诸葛亮自己收、然后买国债给国家用,不是国家的钱)。
现在机器增量增速放缓了,终于可以以“持有税”为主了。类似于卖房卖地卖得差不多,就该收物业空置税了。
益州就有二十万台新式织锦机,凉州还有十万织棉布的,全国加起来,刘备治下可统计的“规模以上工业”,大约是四十到五十万机,平均每年每台一千两三百钱,织机持有税一年就是六到七亿。
不过这部分财源的好处是不受制于地域,未来的可复制性比较强。因为织布织绸哪儿都能干,未来还能普及到麻纺织领域。天下太平之后,东方八州也能快速推广。
所以纺织业是一项对刘备统一过程中帮助不如水能工业、但天下太平后后劲更足的生意。刘备考虑到自己统一天下问题不大,已经把关东地区也当成了自己的地盘一样爱惜,所以也要适时加快这些产业的发展。
那么大一个大汉朝,才四十多万台机器、不到一百万女人用新机器织布,普及率还是太低了。
统一后,天下会织布的怎么也得有一千多万女人,哪怕三个人合用一台错开时间三班制,这个市场怎么也能扩张到三百万台机器的保有量吧?
到时候,一年纺织工业税就能收四十个亿!已经跟灵帝初年全国的总财政收入差不多了!果然工业税还是比农业税有前途!
当然了,前几年刘备阵营严控织机扩散速度,是有道理的,觉得天下重归一统还久呢,扩散早了被敌占区百姓和商人学走,敌人的战争潜力也会提升。
但现在袁绍都打趴下、孙权都灭了,就算刘备放松民间生产织机,要传到关东也得一两年呢,到时候袁绍就彻底灭了。最多还剩一个曹操没收拾干净,也不怕了。
到时候刘备在扬州和河北都种田,曹操还种个屁,体量差太多了。刘备多赚五个钱,曹操或许才多赚一个钱。
所以刘备犯不着为了“封堵曹操少赚这一个钱”,就忍着连自己理论上能多赚的五个钱都干看着不去赚。
这个账很容易算明白。
更何况,飞梭织机能控制,产品的流通却不能控制。五尺宽的巨幅蜀锦往关东都卖了四五年了,袁绍和曹操地盘上的富商们也会自发琢磨办法仿制这些产品。
他们猜不到诸葛亮的机器技术原理,却可以从产品倒果为因往前逆推逆向。
所以,最近一两年,关东袁绍和曹操地盘上,其实也自发出现了一些点歪了科技树的替代品织机——
那些织机的设计者没想明白飞梭是怎么搞的,就用笨办法,一台机器从一个工人增加到两个人,一个专门踩提经的脚踏板,一个专门走来走去拉扯纬线。
这样的机器,如果也织五尺宽的东西,那就是“两个人干了原来三个人的活”,虽然不如诸葛亮的“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那么高效,但比原来的旧货至少是提升了五成效率。
而且这种双人织机还可以进一步加宽织出来的布的宽度——反正专门有个人弯腰拉纬线,五尺也是弯一次腰的操作量,六七尺也是弯一次腰的操作量。
最后普遍加到六尺多,也就是一个成年人双手臂展的长度,因为再加下去就不只是弯腰能完成的了,得左右折返跑。
那样会拖慢提经的频率,纬线效率的继续提升还弥补不了经线效率的下降。最终细算下来能做到诸葛亮飞梭织机六成多的人均生产率。
只能说,商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自发动脑子,这事儿是拦不住的。50%的利润增加幅度,虽然不至于让人铤而走险,至少也能让人绞尽脑汁。
……
水车、缫丝、纺纱、锻造、织机……这些大头全部核算完之后,最后只剩酿酒和烧瓷这些“高精尖科技”。
刘巴对这些税也是分两类办法管控:第一类是技术上已经众所周知,无法技术封锁的,也就是传统的低度酿酒行业。
这个行业只能是比照盐、茶的做法,直接比较低的价格卖生产额度给商人。其中商人私酿、少买酒引实际上多生产、偷税漏税……肯定都是差不清楚的。
所以,这部分只能是仿照包税制,一块牌照一年多少固定保底抄引额,真要是多酿也没办法,只能是指望地方突击检查和竞争对手举报。
最后核定的价格是:凡是商人要经营卖酒业务的,一年至少按销售五百石算,才能拿牌照。一张牌照按照每石二百钱的税,就是十万钱。
再往上,有各级年生产量的牌照,十万钱起跳。所以连十万钱税都交不起的,就别做卖酒生意了。
而且朝廷为了节约粮食,也不鼓励卖酒无序发展,基本上每个县一共有几张卖酒牌照,都是有总量控制的。
一个县每有一千户人口,才允许发放出去一张经营酒类的牌照。县令如果敢超发,被观察使和朝廷的监察系统官员查到了,是要遭到违纪惩戒的。没有牌照的都算私酿,只能自己喝不能拿去卖。
高度酒和青瓷,就比较容易管控和算税了,这些东西至今只有诸葛亮有专利。
刘巴最后核算的征税价格,是“高度蒸馏酒,每一座蒸馏炉,凡年蒸馏酒产能一百石的(要消耗掉五斗薄酒才能蒸出来),年收五十万钱奢侈税。”
一年蒸一百石的蒸馏炉并不算大,每天才蒸出三斗而已。所以几口跟人一样高的大锅、周长过一丈,套在一起密封,再配合上诸葛亮提供的技术细节秘要,就可以做成。
这只是个基础计量单位,起步价。事实上诸葛亮在犍为郡江阳和僰道那些酒坊,里面每一口蒸馏炉产能都在这个起步价的数倍以上。
另外,从这个税率来看,也不难发现高度蒸馏酒的税率是普通低度酒的五倍!可见这里面对奢侈品的惩罚性税收非常明显,比后世的奢侈化妆品差不多了。
所以蒸馏酒的生意门槛就更高了,一年至少交两百万的税才有资格进场。
青瓷窑的征税也按照年产量核定,按每个月烧五窑计(考虑到闲置和修砌),每窑能烧一千件的,一月就是五千、一年六万。这种产量的窑算作标准窑,一年纳税六十万,相当于烧出的每件青瓷收了十文钱的税。
这个标准是考虑到目前青瓷还比较稀缺、属于奢侈品,才收比较高的税。未来如果大众化了,成了百姓器用,刘巴也会建议逐步降低税率,渐渐降到每件五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