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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遭此大难，杨潮立刻下令，免除广东百姓三年的粮赋，同时开始派出大量的官吏接手广东政务。
对于广东本地的官吏，几乎全部废弃，第一是因为这几年杨潮治下，培养出了一大批的官吏，另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新会惨剧的发生，让他对广东的官员操守实在是失望透顶了，这些人，很多都是王体忠来了投降王体忠，王得仁来了又投降王得仁，洪承畴来了继续投降洪承畴，最后又投降杨潮，用三姓家奴来形容已经是夸奖他们了。
但是贪污腐败的情况，却异常的严重，以广东这样地理条件优越的省份，只有一千万人口的情况下，竟然还逼的老百姓大量造反，可见广东的贪腐情况。
这些官员，杨潮不但不用，而且要将其中一大批人当做典型，严惩不贷。
其中以从化县令从化县县令季奕声和新会县令黄之正为标志。
季奕声在洪承畴打到从化的时候，不但不组织进攻投降不说，作为文官他不抵抗，杨潮并不会苛责，但≠，是他翻过身来积极给清廷卖命，帮着清廷打造红夷大炮，最后轰击广州城，广州城陷之后，遭到了清军的大屠杀，十万人因此丧命。
黄之正就不用说了，新会惨剧的发生，足以让杨潮有理由不但将这里的投降清军问罪，大小官吏统统有罪。
而且将对他们的审讯记录登报，留下文字的证据。因为他们不但此时有罪。放在历史之中也有罪。
同时新会事件。让杨潮也不得不反思起来，战阵之上，优柔寡断，到底是在保护百姓，还是在迫害百姓，或许自己的军队一向善待百姓，能够得到良好的名声，可是这名声享有的真的问心无愧吗？
于是杨潮立刻给所有将领。甚至全军将士发布公告，告诉所有官兵，今后若遇到敌军胁迫百姓，不得犹豫，当以最果决之态度进攻。给士兵们讲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犹豫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杨潮的严明纪律，从来不抢掠百姓，不饶命等等行为，不止是百姓认同。其实士兵同样认同，他们都是来自老百姓。当兵之前，谁不是对官兵抱有一种偏见，兵痞、丘八等词汇，足以表达百姓对士兵的感情。
至于这种感情是因为什么情况而产生的，是因为古代士兵地位低下然后百姓嫌贫爱富，鄙视他们，然后又造成士兵对百姓的不信任，所以军纪很坏，军队文化演变成了兵痞文化，恶性循环之下，老百姓越发厌恶士兵，士兵越发的军纪败坏。
还是因为士兵先军纪败坏，然后百姓厌恶他们，造成这种恶性循环。
杨潮不想去追根溯源，因为这很可能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谁先有错，造成了这种恶果，杨潮只是一只默默坚持，让自己的士兵保持良好的军纪，一开始效果还不明显，但是随着一次次胜利，还有跟百姓慢慢的交流，杨潮的军队跟百姓的关系已经改善了，尤其是在淮扬、海州等地，杨潮的军队入城，绝对不会引起百姓的恐慌。
相反有很多老百姓十分欢迎士兵住在他们家中，愿意给士兵提供一些房间。而士兵居住在百姓家中，杨潮则下达过各种命令，比如让士兵闲暇十分帮百姓做做事情了，修修房子，打打水等等，军民关系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改善，一步一步互信的。
所以后来百姓心中已经产生了这样的潜意识，明军是明军，杨家军是杨家军，杨潮的军队也向岳飞、戚继光这些名将一样，获得了这样的专属称谓。
杨潮以前以为，这种某家军的称号，只是单纯的以将领区分军队，没有什么深意存在，但是现在已经明白，这是百姓为了区分好的军队和坏的军队，才慢慢叫出来的。
而且一旦叫出来之后，也就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归属感，杨家军的士兵已经从被动的接受军纪，变成了主动遵守军纪，尤其是在老百姓面前，他们更是自觉自愿，平时或许是一个懒懒散散的人，训练中经常挨板子，可是当出去的时候，绝对是笔挺的样子，刻意将他们军人的风范展现出来。
这种情况让杨潮十分满意，他依然记得几年前，带着王璞、李五六他们那批人第一次北上勤王的时候，在路上遇到百姓的时候，老百姓厌恶士兵，而自己的军人也有一种军户低人一等的自卑心，跟普通人接触到的时候，往往不自觉的低头走路，而现在他们的脖子昂的比谁都高。
军队已经拥有了荣誉感。这荣誉感是怎么来了，并不仅仅是因为一次次胜利，更是因为得到了百姓的认可，甚至尊重。
杨潮军队能够一次次大胜仗，未必没有这种深层次的精神在里面，所谓仁者无敌，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反观清军，通过恐怖，通过武力统治，即便成功的统治了中国三百年又如何，从始至终反清复明的旗号从来没有消失过，这绝对不仅仅是汉人的狭隘民族观，而是因为留在记忆深处的那种伤痕。
纵观历史，成功的少数民族政权不是没有，比如契丹人建立的辽，他通过用汉人的方法统治汉人，用契丹人的方式统治契丹人两套机构，几百年中让辽汉两族各自满意，自始至终也没有听说辽国境内有什么反辽投宋的声音。
广东事件，不但让杨潮震惊，甚至让军事行动都推迟了下来。
已经接近年底，杨潮让谢飞暂时留守肇庆，继续休整，过年后在采取新的攻势。
而让宋坤进驻广州，开始收编广州各地武装，投降的清军、绿营，只要罪孽不明显的，还是接受他们的投诚，最重要的是，要收编在各地活动的起义军，无论他们是农民起义军，还是旧明军，只要肯投诚，都欢迎，当然前提是他们接受杨家军的改变，并且接受系统的训练。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杨潮没钱了，不得不暂停军事行动。
杨潮其实已经很能挣钱了，每年公布的财政清单，每每让小朝廷的文官愤怒不已，让北京的多尔衮感到牙花子疼。
今年杨潮进账已经超过了三千万两，商税成功突破了一千万两银子，粮税增长倒是不大，有了江西和浙江两个产粮大省，也不过增加到了八百万两银子，当然一千万担粮食没有计入其中，钞关通行费用是七百万两银子没有增长，关税收入五百万两也没有大的增长，光是银子就收了三千万两，如果将粮食算进去，市价就值两千万两银子。
光是三千万两银子的税收，就足够震惊天下了，崇祯皇帝竭泽而渔加征三饷的时候，整个天下的税收也不过两千多万两银子，却逼的天下汹汹，李自成动辄啸聚数百万人。
而杨潮却只用了半个天下，就征收到了这么多银子，但是就算是最有偏见的缙绅阶层，也不得不承认杨潮治下“百姓日宽，食用日贱”等语。
如果这还只是让小朝廷和清廷感到奇怪的话，那么杨潮还卖出了三千万两银子的债券，向江南等地借了三千万两银子就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了，以小朝廷那些不太清楚情况的文官看来，这种借债显然是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部分，李如月一直认定，杨潮这是在用宝钞恶法。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往往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治理习惯，秦国二世而亡，就认定秦国一切都是坏的，汉代一开始采取分封制，大量的刘姓诸侯分封天下，可是没几年就开始征战不休了，到最后还是必须大一统。秦国的法律森严，他们不知道略加修改，却一反法治两千年。
大明朝初期，朱元璋觉得印刷宝钞，可以控制天下之财，好像印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一样，皇帝可以控制天下的财富了，于是干脆禁绝了金银和铜钱的流通，他儿子朱棣也坚持这种做法，但是发现到后来，百姓私钱根本就禁不住，而宝钞却没人肯要。
原因就是，朝廷滥发宝钞，却不肯回收，不肯用真金白银收回宝钞，朱棣只是在无奈之下才设立了钞关，要求用宝钞交税，打算通过这种方式收回一部分流通的宝钞，可是宝钞继续滥发，而钞关的官员甚至都不想要宝钞，弄到最后从宋代良好经营，元代虽然不太稳定，但是始终延续了几百年的纸币制度，就在大明朝两个不通经济的皇帝手里玩废了。
而文官则不思索其中的道理，反倒一耙子打死，坚定认为印刷纸币就是坑害百姓，宝钞是恶法，从此讳莫如深，但是按照他们的道理来讲的话，这是祖制啊！
而杨潮印刷纸币，出售债券，全都是纸质票据，看不懂的文人不去仔细琢磨其中道理，反而一口咬定这就是在利用钞法劫夺民财。
但是他们骂的凶，却不妨碍杨潮治下经济随着更容易流通的纸币的出现，一天比一天更活跃，税收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增长的快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