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 日军攻占武汉又乘势攻占岳阳后,因兵力不足而没能继续南进。**和蒋介石把日军这个停顿点,作为中国抗日战争阶段的划分线。**认为抗日战争由此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则宣布由此进入“二期抗战”。
武汉会战后,日本国力匮乏及兵力不足,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决定实行军政并用,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进攻为主的方针。即军事上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策,加紧扶植亲日政权(即汉奸政权)。
日方除扶植当时已经存在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张家口“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伪政权外,其主要目标是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伪中央政权,将各地方伪政权统一起来,以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至少使民国政府地位下降,沦为地方政府。而东北伪政权,日本早已把它看作为“满洲国”。
武汉陷落后,日军前锋直抵岳阳,湖南成为遏制日军、屏障西南大后方的前哨地带。湖南为中国中南部鱼米之乡,是坚持长期抗战的粮食和原料基地,其得失关系重大。
国民政府军委会在赣北、鄂南和湖南设立第九战区。该战区位于洞庭湖与鄱阳湖之间,北隔长江,与第五战区相望;东到鄱阳湖西岸,与第三战区相邻;南至两广,与第四战区毗连。
1939年8月,第九战区沿洞庭湖北岸、新墙河、鄂省通城,直至赣北的武宁、靖安、奉新和锦江右岸约三百公里的正面上,与日军形成对峙。军委会赋予第九战区的任务是,保卫湘、赣,尤要确保长沙附近要域,以湘北、赣北为持久作战区,尤以湘北为主。
第九战区共有七个集团军20个军47个师。
其第一线配置32个师,由西向东的大概位置是:第20集团军六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第15集团军八个师,守备新墙河南岸至汨罗江左(南)岸阵地;第27集团军四个师,在咸宁、崇阳至修水间游击;第30集团军四个师,守备蒲田桥以北至德安以西地区;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两个师、两个挺进纵队,在通山、大冶、阳新、瑞安、九江间地区担任游击;第1集团军四个师,在奉新至高安间守备,并向南浔路袭击;第19集团军四个师,在上高沿锦江一线布防。
除以上32个师外,尚有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大部控制于长沙、衡山、衡阳、湘潭、株洲等地,一部位于长沙以东的浏阳、万载地区,一部位于兴安、全县后方。
第九战区长官部设于长沙,陈诚为司令长官,薛岳为代理司令长官。
日军占领武汉后,将武汉周围作为正面战场作战地区,以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的中国第五战区和第九战区为主要作战对象,但因兵力有限,只能逐次转用兵力,轮流实施战役进攻。
1939年4月,日军大本营将新编的第33、第34师团调往武汉,编入第11军战斗序列。5月随枣会战后,日军大本营又将第11军第9师团和第16师团调回国内。
1939年夏秋,日军第11军仍有七个师团、一个独立混成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和直属炮兵、工兵、战车队等,仍为侵华日军编成最大的一个军。
其中第3师团担任信阳、应山地区警备;第13师团、骑兵第4旅团在平汉路南段以西地区;第34师团在平汉路南段以东地区;第6师团在岳阳、蒲圻、新墙河以北地区;第33师团在咸宁、大冶、阳新地区;第101师团担任南昌地区警备;第106师团在武宁、奉新地区;独立混成第14旅团担任九江、瑞昌地区警备。
随枣战役后,日军第11军认为已给第五战区以有力打击,随即进行长沙作战准备,再给第九战区以有力打击。
恰在这时,由重庆逃到越南河内、已在河内阴谋从事投敌活动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原副总裁汪精卫(1939年1月1日已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转入公开活动。他于5月6日乘日轮由河内抵达上海,5月31日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先后与日本内阁成员: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内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和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举行会谈,加紧筹划成立伪中央政府的密谋。
日本政府和大本营,企图以政治谋略和军事打击相结合,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向德国宣战,欧洲大战爆发。
日本政府更希望早日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抽出身来应付新局势。于是“第11军决定乘加快在华中建立中央政权的势头,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日军称此战为“湘赣作战”;中方称为“长沙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