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 6月初,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第4师团约一万人,主力由蒙城窜向凤台,一部由定远窜犯寿县;另一路第6师团约三千人,由合肥西窜。6月4日,日军攻陷正阳关。又转向舒城、桐城方面,进攻杨森部阵地。战局危急!
蒋介石即电令第10军主力向舒城方向侧击,以牵制日军。徐源泉回电称“山洪暴发,进军困难”,迟至12日才到达舒城近郊,日军已在8日、9日先后攻占了桃溪镇和舒城,又向桐城方面进犯。
蒋介石又致电严斥徐源泉:“该军以三师之众挡两三千之敌,使敌如入无人之境,既失合肥,复陷要地,以致安庆告急,将何以自解?着该军迅速侧击向安庆突进之敌,否则安庆失陷,该徐总司令须负全责。”
但徐源泉仍未完成侧击任务。
淮南日军进展顺利,沿江日军也开始进攻。6月12日,波田支队在海、空军掩护下,于安庆南约20公里处强行登陆成功后,占领了安庆机场。敌运转便利,其势更为猖獗。杨森部主力过于分散,难以相互策应,陷于腹背受敌不利态势,虽经奋战,势难挽回,只得退守潜山、太湖一线。
日军占领安庆、舒城后,得以利用合安公路,取得进攻武汉有利的交通要道。
安庆、舒城失守,杨森心情十分沉重,担心蒋介石像处置韩复榘那样对付他。杨森即致电白崇禧,说他曾向蒋介石请求增派兵力,加强江防,但战至最后而无增援,导致安庆失守。望白能在蒋面前“多多美言”,求得从宽处置。随后,杨森又向蒋介石的心腹将领陈诚,发去内容相同的电报,这样他才放了心,着手部署新防地。
军委会参谋部将战报送侍从室转至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安庆失守战报,拍案而起,怒吼道:“非杀几个不可!”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写到:“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着即撤职查办,交军法处论处!”
所幸白崇禧接到杨森电报,即去见蒋介石,婉转地说:“部下曾视察第27集团军,杨伯坚对部下说防地正面过大,江防十分重要,请求增加兵力防御。当时部下急于去马当视察,嘱咐他直接向委座报告请求。不知杨伯坚是否曾向委座请示过?”
蒋介石被问得一愣。稍顷,才颇为尴尬地说:“这个……我曾迭令其坚守待援,他为什么不坚守?”
白崇禧婉转地说:“杨伯坚的川军本来就装备差,战斗力弱,能坚持几天,已经不容易了。关键是我们兵力太分散,难于相互配合。”
杨森请求报告在前,蒋介石未能派兵增援。蒋介石沉思片刻,说:“他放弃安庆重镇,总应该负责任的。你写个报告来,我批一下。”
白崇禧的报告还没送来,陈诚接到杨森电报,也来见蒋介石。
陈诚与白崇禧不同,敢在蒋面前直言不韪。他说:“据说杨伯坚先有电报请求增厚防御兵力,而且安庆的失守不是孤立事件。委座独责怪杨伯坚,杂牌将领颇有微言。四川乃我持久抗战之大后方,委座应考虑杨伯坚之流在四川是很有根基的。将来我们退守四川,借重他们的地方极多,更何况杨伯坚尚不同于李、白之流,一向对委员长忠心耿耿。如果现在过分处置,必使多数杂牌将领心寒。”
蒋介石不解地问:“辞修,你为什么要替他们讲情呢?”
陈诚不悦地说:“委座,我们的军队是以黄埔系为基干,但部队来源极为复杂,多半是由当初的军阀部队所改编,这些部队仍旧与军阀们保持着渊源关系。尤其一些中下级军官,与老上级的关系还很深,也就成了这些杂牌将领的基础,我们光有黄埔将领去控制部队是不够的。再者,一些杂牌将领并非都不可用,有的其忠诚十分可嘉。辞修非愿保他们,实为钧座着想,能多笼络一些人为钧座效命,才是辞修的真实用意啊!”
蒋介石听了这番话,解释说:“辞修,我对你是完全信得过的,你不要多疑。你说得对,我们现在还要用这些杂牌将领,还要笼络住他们。但是,一定要有原则,不能轻信;要确有把握掌握得住,不能放任他们胡来。”
陈诚知道蒋介石说的“原则”,即是忠诚可靠。他很想告诉蒋:你要人家忠诚,就应该善待人家;你要人家可靠,就应该使人家有安全感。但他不便于说,怕蒋听不进去。
蒋介石起身踱着步,思考片刻,用商量的口吻说:“处分总是要给的吧,给他个撤职留任处分如何?”
陈诚说:“失守重镇还是应该处分的。”
第二天,蒋介石即在白崇禧送来的报告上,批了“撤职留任”。
6月14日,日军向潜山进犯。蒋介石又电令杨森,以主力坚守石牌、潜山之线,以掩护马当封锁线。杨森不敢怠慢,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与敌激战三昼夜,杨部第133师伤亡过重,于17日撤出潜山。
当天潜山失守后,杨森部第145师尚守卫界牌石、小池驿、太湖地区,第10军及第31军已进至王家牌楼以北山地,第7军也进抵广济、黄梅间,日军侧背受到威胁,不敢贸然西进。敌我双方曾一度対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