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反**事变酝酿的过程之中，以虞洽卿为首的买办势力，在美英国际金融家的授意之下，到处串联收买反**势力，常凯申就是他看中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上海工人纠察队覆灭之时，无数的中共党员、国民党中的左派进步人士，他们被活埋、被砍头、被*杀、甚至被全家灭门。
这一笔笔的血债，始作源头之一，就是上海滩的江浙财团大亨们，他们是这些杀人凶手的总后台，也是毁灭大**时期中国大好形势的指使者！
无论是前世还是今世，林汉对于买办这个词都是深恶痛绝。
“两千年前，韩非子写过一篇“五蠹”，买办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五蠹！而且是最大一条的蠹！有重视教育强国的，有搞重工业强国的，也有搞高科技强国的，你们有谁听说过，搞买办，搞金融，搞房地产就可以强国？咳，这个时代没人玩房地产炒房，有听说过搞左手换右手，空手套白狼强国的吗？”
“上海滩的那些银行家和买办们，他们靠着玩弄金融魔术巧夺豪取财富，是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财富的代言人和执行者，是以常凯申宋子文之流为首的炮党卖国势力的大靠山大后台。他们和无产阶级是天然的对立的敌对关系，双方之间没有任何调和的可能性！只有死掉的买办才是好买办，上海滩滩的那些银行家们，买办们，统统都是该打靶完了还要枪毙一小时的！”
早在红军打进上海的前一年，他对武汉方面的建议就是，进入上海后，将上海的一切金融资本家，买办资本家，江浙财团势力，除了极少数有功的特例人员外，能吊路灯的，就该统统一个都不能少地吊路灯。若不是租界里的那些洋人董事身份来头太大，林汉都想鼓动红军上层将他们一股脑全部杀掉。
林汉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之强硬，杀意之重，世界观之左，甚至连在心里暗暗认定他有些“右”的许多党内高层，都认为他的态度太极端了。在他写给李润石和伍豪的信里，林汉对这伙人说了一车子的坏话。
“在我过来的那个时代，虽然已是二十一世纪，可是整个世界，都被金融家、买办、财阀这种邪恶的生物，折腾得乌烟瘴气！这些不做实业，就靠炒空卖空，哄抬物价的奸商们，你们知道他们丧心病狂到了什么地步？在美国，他们玩玩金融炒作玩亏了几万亿，然后绑架美国政府大印钞票来救世，用钞票贬值的方法抢劫全世界的老百姓来救他们自己。不说那么远的，就说近的这个时代吧，引发世界经济危机的1929年的华尔街股灾，也是这么回事的。这帮玩金融的，先是炒高股票，狠捞了一把，然后把市场玩砸了，再在下面接盘，贱价再买回许多超值几倍的东西，再抢劫一把，事后再叫嚷着政府出面救市，用钞票贬值的方法，第三次再抢劫全体老百姓一次。具体的情况是这么回事的，我给你们慢慢解释......”
上海这个远东金融中心的繁荣，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是建立在当时全中国人民的血泪之上极端畸形的繁荣。
解放前的大上海，社会上黑恶势力横行，证券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又缺乏必要的监管体制，使得各种投机炒作风靡一时，投机家和掮客充斥着金融界，一个个心中都想着无中生有、一夜暴富，把公债和房地产为主要投资对象，营造起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而不肯踏踏实实地经营实业……整个大上海的繁荣就像是空中楼阁，缺乏实业的基础。
普通的中国股市玩家，又怎么玩得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出身的，玩了上百年金融炒作，经验丰富，且资本十倍甚至百倍于他们的外国炒客？更何况这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身就是洋人开的。
“球员和裁判比赛，根本不可能有半点胜算的！”
这个道理，其实这个时代的无产阶级**家们都懂得。历史上，辛亥前夕在上海暴发的“橡皮股灾”，正是外国资本势力通过“金融魔术”对中国进行的一次经济抢劫。解放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本就是帝国主义势力掠夺中国财富的工具，那些从事这行风光无限的金融巨头们，本质上都是他们的帮凶。
而苏联的同志，德共的同志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过来的人，他们对金融行业的这些“魔术师”的更加了解，其痛恨程度同样不下于林汉。在这方面他们的态度和意见和林汉惊人的一致，于是，上海的绝大部分银行家、金融资本家、买办，就被定性成了反人民，反**势力坚决镇（蟹）压。
最终昔日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金融行业的无数大人物，也象黄金荣杜月笙一般，成为第二批被坚决镇(蟹）压的对象。（本来想写更多的，不过想想算了，不卖我的私货了）
现在在上海滩的租界里，其实林汉最想杀的人，不是那些刚刚被枪毙的帝国主义帮凶，而是他们的后台主子，那些万国商团的外董事，那些外国银行的银行家们，以及管理上海证券市场的那些洋人和幕后的金融推手们。可惜为了顾全大局，现在都不得不放这些洋人强盗一条生路
不过，因为红军拿下上海，将他们通过金融魔术在中国掠夺的财富一扫而空，这帮人中的绝大部分人都将面临着破产的结局，许多人也将因此而自杀。
尽管如此，林汉还是对这些玩弄金融魔术赚取暴利的家伙依旧恨得咬牙切齿，他对李华梅抱怨道：
“不能把这些人统统吊路灯外加枪毙十分钟最后再进行犬决，我心里真他女马的不爽啊。”
李华梅冷冷地回答他道：“父亲大人，我知道在今年五月前，你和汉娜联合了美国的摩根和洛克菲勒财团的人，一直在暗中做空和上海的这些金融机构相关国家和银行的股票，这一回你也大赚了一票了吧。”
林汉愣了愣，嘀嘀咕咕地抱怨道：“......咳，我这是把被金融资本家抢走的钱，抢回来给中国的无产阶级使用。不然我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支援中国**？我从前抢英国汇丰的三十五吨黄金，这几年早就用光了，留学生，训练飞行员，买机器，买军火，买大炮，到处都要用钱！汉娜那婆娘硬是不肯优惠平价交易非要赚我百分十到二十的利润！这些都是无底洞，那点黄金哪够填......”
想起来真是一把血一把泪，这几年林汉使尽手段赚的钱财早就过亿，但花掉的钱也同样地多甚至更多。为此他还欠了喀秋莎一屁股的债，以至于时不时地要“卖身”不良少女“肉身偿债”。
帝国主义国家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美国政府所以对中国的骤变“无动于衷”，也是因为他们早就在汉娜的牵线下，早已磨亮了刀，用金融手段借助此次事件狠割英国的肉。上海远东的骤变，已令英镑币值大跌，更使得英国伦敦股市暴跌，而在今天过后，租界落入红军手中，各国银行在中国的财富化为乌有，消息传到欧洲后，到时候股价只会跌得更惨，也不知有多少人会因此而去跳楼。
暗中联手，提前做空的德国和美国，在这一事件中都狠狠地大发了一笔。美国政府到现在所以对南中国的态度**，也正是因为在这程中，他们通过金融市场也狠宰了英国人一刀。而在这事上，林汉甚至了解，知道红军具体进攻时间和战略目标的苏联，也暗中通过秘密渠道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提前出手，同样也大赚了一票。德、美、苏三家互相间的死对头，却在这事上一起磨刀霍霍向“牛牛”。（注：英国的外号叫约翰牛，俗称牛牛）
中国的骤变，在此过程中，损失最大的就是英、法、日三国以及西欧的那些在上海有开银行的国家。
1939年六月十五日是星期六，中国上海的情况传到英国后，后天星期一伦敦股市开盘，林汉已经可以预见到英国证券交易所上那金融家的脸色会有多难看了，伦敦那儿到时候一定会上演无数的“跳楼秀”，如此美景可惜身在中国他无缘亲身一见。
1933年后，资本主义国家暴发经济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大萧条的降临，中国也不例外。位于上海的许多民主资本家工厂大面积地倒闭，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了饭碗，最多的时候竟然有六十万到八十万人失业。（此为1933年到1935年的史实）
在这个位面，由于南方红军的提前崛起，这些倒闭的工厂，由林汉出面出钱，用极低的价格贱价收购，将工厂里的机器连同工厂的熟练工人一起打包运走送到根据地中。到1935年开战前，上海的工业的已有一大半流失转移失到了苏区中，留下来的那些都是和军工有关的行业。
南京国民政府这个奇葩的买办政权，“最反动”的地方也就在这里。明明知道这些东西被红军买走只会令对手更强，可是在“造不如买”的思想指导下，在这经济危机全球大萧条的时代，根本就不愿意政府掏钱出面抢救这些珍贵的民族资本势力，最后全部打包“送”给了红军。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社会上生产的产品，超过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那些被打包送到苏区的工厂，重新开工后，在苏区却得到了新生。新生的红色政权没上海这般畸形的“贫富分化”到极点，虽然受制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平民生活水平也不太富裕，但比起贫富分化严重的炮党统治区，却已好上太多了。新建工厂生产的产品，即使是二十四小时三倒班，也依旧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的需求————光是用凭证供应的手段，就轻松地将这些产品消化得干干净净。
其实市场远没有饱和而是处于极度饥饿的状态，只不过是落后的生产力和苛捐杂税以及血腥的压榨剥夺了民众的消费能力罢了。在红军控制区，民众的消费能力远胜南京国民政府五省，转移过来的工厂开工后生产的产品，连个水花都没有打出来，就被饥饿的市场消化得无影无踪。
“打土豪，分田地”，后世小资小资小清新，还有所谓的“自干资本家”，“自干大地主”、“自干富豪”，无法理解这么做的必要，他们高呼“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却不明白，在这个贫富差距大到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的黑暗时代，“打土豪，分田地”才是真正正义的行为。那帮明明是自己屌丝，却弄不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自为以自己是“富人有钱人而且还姓赵”的“自干资本家，自干赵，自干x二代”网上小资小清新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言行，其实是在做着“贫下中农反对土改”，“血汗工厂的工人反对工运”之类的蠢事罢了。（注：自干资本家：自以为自己是资本家，为资本家的利益找想的自带干粮的网友，简称：自干资本家，其他的同上）
1935年红军进入大上海后，此时还活下来的工厂，有不少还得感激红军——过去两年里的“货币战争”中，红军拿着林汉印制的“德版外汇”，在这些工厂里下了不少订单。这两年多来，上海这一片的工厂生产的军用物资，卖给红军的比卖给白军的还要多。在购买产品的过程中，地下党们拿着林汉提供的“德版外汇”和“德版法币”，以参股、合资甚至收购的方式，已经暗中买下了不少工厂，许多工厂早就是“红色背景”的存在，红军进入上海后，这些工厂直接换个招牌，就变成了国有企业。
当然，这种胡滥发行“外汇”造成的损失，自然是得由全世界来承担了。
而余下的那些民族资本企业，红军没有直接强夺，而是计划仿照历史上做过的那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赎买”制度。不过此时大上海，还“活着的”民族资本企业，连最鼎盛时的四分一还不到。现在“大势”已在红军这边，他们不合作也不行。
现在上海马上就要变成战场，这些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私有，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搬迁和转移，尤其是离海太近的那些。
镇（蟹）压上海滩上的黑恶势力，买办金融势力，只是震慑隐藏起来的敌对势，解救民众，让平民百姓享受到“**的红利”，同样也是**的关键，而且更加重要。
进入上海后，红军打开仓库，开放粮仓，开始救济棚屋区里的贫民饥民。与此同时，早就准备好的红色宣传队，走到提着一桶石灰水或黑油灰，在墙上刷写标语。
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眼球和发动群众，红军标语的内容全是最实际的内容：
“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废除高利借贷！”
“救济失业劳工和苦难人民！”
“加薪加膳，改善工人和职员生活！”，
“无论大小商人只要合法经营，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下得自由营业，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当然，那些买办和金融巨鳄不在保护范围内）
“反对奸商怠业闭市，高抬物价！”
在这过程中，林汉从前培养的那些学生也亲身参予，这些虽然在德国留过学，不过林汉在写给红军领导的信中，一再要求他们将这些人“尽可能地下放到最底层去接地气”，他很直白地对李主席道：
“我和你们一样，海外的华人圈，需要的同样是真正懂得朝下看的无产阶级**战士，而不是把“**工作”视为“时髦游戏”的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
在这过程中，有人受不了苦退出了，也更多的人却还是咬牙坚持下来。按林汉的计划，等南方中国的事情稳定下来，林汉就着带着一部分学生以“难民”的身份进入南洋，开始策划许多的南洋建国工作。 他在南洋建国的方案已准备了多年，这几年一直在那儿布局，最缺少的，是大量拥有实践经验的干部人才，而这也是当初他和苏区领导达成的协议。
林汉只是一个投机者，但心里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材。
而这个时代中国真正的**者们，他们更明白光靠喊口号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实际的行动。
在上海滩的棚屋区，支起大锅，放入大米肉干，煮上一锅杂烩饭，请当地百姓自带碗筷过来吃，在吃饭的过程中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政策——这些手段在对于进行城市**和农村**多年来的红军来说已经是轻车熟路的事情。
“发动群众，引导群众，让群众明白“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劳苦大众而战的队伍”，让他们站到我们这一边来”，除了说，还要做，这几年来，南方红军就是使用这种百试百灵手段，在南方战争中连连取胜，上海也不会是在例外。
与此同时，在进入大上海的第一天开始，红军就出面雇佣了十几万人，甚至亲自动手，开始清理棚屋区堆积如山的垃圾如山的垃圾，同时疏通河道，同时开展除蚊除蝇的卫生活动。
正是因为上海马上就要变成战场，所以更必须尽早清理市区市郊垃圾，城市卫生工作刻不容缓。六月是上海的雨季，而且马上就要进入夏季，正是蚊虫滋生的旺季。一旦大战打起来，如果再不处理，贫民区里原先恶劣的卫生环境只会变得糟糕，到时候更容易引发瘟疫。
**不光是破坏，**更是生产，更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虽然一两天后上海就会引来一批外国干涉军，但前期的战斗，最多只会是在上海外围地区。
外国势力想要干涉中国，也不是想想就能马上做到的。战争总动员需要时间，物资的囤积准备需要时间，人事的协调需要时间。历史上从七七事变到大批日本本土援军进入上海，中间也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935年的日本，虽然早有准备，但由于对红军战争发动时间估计错误，准备得并不充份。加上被林汉暗中做了一堆的破坏和天皇遇刺，现在自己内部都乱成一团，动员效率大大下降。虽然“及时”派出了四千干涉军走在路上，也已是这时候日本的极限了。但这点人洒在中国南方的战场上，也就是“送菜”的。
而英国人，他们短期内能出动的最多也就是海军，离中国最近的殖民地军队调过来，同样也得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
所以发生上海的战争，前期一个月只会是在靠海岸线一带，以及来自空军和舰炮的打击。
在全面大战开始之前，红军其实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发动群众，搬迁工厂，整合整理新解放地区的力量，当然，这时间并不太够，所以必须争分夺秒地进行。
在不断地宣传，以及看得摸得着的“**红利”的诱惑之下，很快上海市及其周边的群众就被发动了起来。未来的一个月里，那些想趁机搅屎制造谣言的破坏份子，躲藏起来的黑恶份子，在被发动起来的群众面前，连个水花都没有打起来，就消失“人民战争，群众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尤其家是日本，安插在上海的各种间谍，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同样也是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人民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强大的，只要有一个强有力政党将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爆发出来的力量是极其恐怖的。r1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