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三十六章新的架构(二十二)
“医疗卫生的良性发展问题啊……”
毕文谦小声念叨了一遍,把杯子里的水喝干,起身续杯。
和10年代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导致的政策精分不同,在80年代,中国的医疗问题相对单纯了许多――一个字,穷,两个字,很穷,三个字……算了。
然而,问题再单纯,解决起来却不可能单纯。
托着杯子,毕文谦在客厅里来回踱着步子。
“黎华,还记得我说关于RB自民党推行消费税的问题吗?”
“你是说……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政策,却落得全国人的仇视?”黎华思索了一下,紧了紧握笔的手。
“这正是我们一定要规避的愚蠢。或者说,这种愚蠢,其实不是推行一种政策本身,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原本可以有更温和的办法消除问题于初始甚至无形的时候,却看不到问题所在,甚至是虽然看到了,却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持着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态度,坐失了良机。这就像宋朝的赵祯一样,他在早年也曾锐意改革,却对问题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面对困难,选择了退缩,庆历新政仅仅一年多就草草而终。几十年装瞎子的结果,让文人集团最终给了他一个仁宗的美谥,却给后人留下了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王安石的《本朝百年无事扎子》就把问题说得明白。然而,说得再明白又如何?我们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去看待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和具体的政策,基本都是引领时代的规划,但如果结合当时宋朝的财政情况去分析变法在具体执行中的顺序,却可以得出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结果――变法的每一步,都是想尽办法为政府捞钱!即使明明知道不宜操之过急,却又不得不知难而上,甚至是知蠢而上!能提出那些具体的变法内容的王安石,看上去简直蠢得没有逻辑。可真实的历史,即使荒谬,即使走了小概率的方向,它也必然有着内在的逻辑,王安石也不可能是蠢才。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答案其实也没什么阴谋论,简直简单得很――所谓不可一日不拱卒,如果不那么捞钱,北宋的国家财政基本将要崩溃!病入肺腑方求扁鹊,即使王安石有扁鹊之才,他也没有扁鹊的手术刀。医人体,需要手术刀,手术刀是死的,只要制作成了,医生就可以如使臂指;医国体,手术刀却是活的,需要一级级中基层干部去执行,在本就有社会问题的时代,不在执行中闹出幺蛾子反而才是怪事儿。病急方投医,王安石变法会失败,只能说王安石并没有神仙级的能力。但这口黑锅,却扣不到他头上――在他上任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了。归根结底,在于那个坐视问题发酵,被文臣们吹捧为仁宗的家伙。几十年的认怂,竟至于他死后,官居枢密使的文臣文彦博敢对他的继承人赵顼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面对这么老实不客气的话,赵顼却只能认怂!北宋的枢密使是什么?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黎华,透过文臣笔下的史书,透过冰冷的数据,仔细想想,连耶律洪基都为其死讯落泪的赵祯,到底给赵顼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
黎华紧锁着眉头,左手放开笔记本,中指在茶几上规律地一下下敲了许久:“……你是说,宋仁宗才是北宋的亡国之君?这个观点,和现在的主流认识,差距非常大啊!”
“那是因为自古以来掌握着评价历史人物功过的权力的群体是文人,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太史令的权责渐低,和历法剥离成为著作郎,渐渐弱化了神圣性后,他们就越来越意识到手中刀笔的能量,越来越肆无忌惮,习惯于给损害他们利益的统治者泼污水,而对放任他们攫取利益讨好他们的统治者粉饰太平,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地驯服统治者的目的,另一方面,封建时代的文人更侧重于静态地看待历史,而不懂得动态地分析历史脉络,说白了,就是封建时代水平的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历史评价在社会主・义时代已经落后了,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史观,不同的理论指导下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毕文谦摇摇头,坐回了沙发上,“而且,我从来没有说宋仁宗是亡国之君。北宋的灭亡,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只要宋徽宗和宋钦宗但凡脑子正常一点儿,有骨气一点儿,北宋都几乎不可能像历史上那样灭亡,靖康之耻也不会发生。但北宋的衰弱和亡国之忧,的确是在宋仁宗时代发酵棘手。这就像一棵大树,的确已经渐渐因为病变而开始丧失了生机,但在它因此彻底枯萎之前,突如其来的一道雷直接把它给劈死了――无论如何,这棵树真的不是病死的。”
“北宋并非亡于宋仁宗,但宋仁宗的历史责任,我们却必须引以为鉴。‘当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是不负责任;为了自己的时代太平,甚至是为了一家之私而丢给后人一个地雷阵,甚至是万丈深渊,同样是不负责任。黎华,你要充分地认识到,医疗是一个怎样的问题――‘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你做得越好,反而越不容易被大多数人认识到你的功绩。甚至于,说得更残酷一些,你手里只有100块钱的医疗预算,要负责100个人的医疗问题。如果你为每个人花1块钱,让人均寿命达到60岁,你说不定会被骂;而如果你为20个人每个花5块钱,让这20个人的人均寿命达到80岁,并且确保掌握舆论话语权的人就在那20个人里,而不去管剩下的人的死活,那你指不定就会被歌功颂德。因为,那些死人说不出话来。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和身边的人活到同一个水平,幸福感远没有活得比身边的人更好来得直观。这就像一个或许粗俗的笑话――所谓幸福,不是你不拉肚子,而是在一起拉肚子的时候,你在厕所里面,他在厕所外面――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精神境界,却是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存在的现实感观。”
“然而,对于社会发展的前景来说,究竟是100个能活到60岁的人更能促进发展,还是20个活到80岁的人加上80个生老病死没有保障的人?答案同样不是必然美好――究竟哪一种更好,取决于领导层的能力。前者是高门槛高回报,后者是低门槛低回报。这就像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当你的管理能力满足了门槛,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会碾压资本主・义,可这个门槛,远比现在大多数人想像中的高得多。而回到医疗的问题――我们在主观上就甭指望什么圆满,人对寿命的追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从来都没有止境;我们也不能只为当下负责,也得为今后负责;我们要对费力不讨好的结局有足够的觉悟,如果你最终选择当好好先生的话。”
一口气说完这些,毕文谦止了话头,看着黎华。她正紧咬着下嘴唇,琐着眉,左手捏成拳头。
“……文谦,什么是好好先生?什么又不是?”
黎华没有抬头,但那弱弱的声音,仿佛本就知道答案,却又难于接受。
“黎华,我能看到的统计资料,你一定也能看到,只要你想去看。”毕文谦的话音格外平静,“1975年,全国人口9亿出头,其中城镇人口1亿6千万出头,全国卫生人员有七百四十多万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院有四百八十多万人;1987年,全国人口接近11亿,其中城镇人口2亿7千多万,全国卫生人员有五百八十多万人,其中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有一百二十多万人。数字,总是那么冰冷而残酷,却也总是比那些抒情的修辞,比那些伤痕的呻・吟更加简洁有力。”
客厅里陷入了沉默,唯有录音机运作的微微声响。
黎华的左拳越捏越紧,终于突然化拳为掌,重重地拍在茶几上,掀起一声震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都活不下去了,还搞什么经济建设!”
毕文谦的声音依然冷静得近于冷漠:“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而且,如果以60岁退休为界限,那么60岁之后的事情,和经济建设关系就不大了,甚至是负相关。”
黎华瞪大了眼睛,霍然而起:“怎么可以这样!”
“你觉得,现在在整个社会的范围下,关于离退休人员参与经济建设,有什么建树吗?有什么规划吗?无论直接还是间接。”
毕文谦仰着头,冷漠的眼神坦然地和黎华对视。
“我们不能这样……至少,我们不能也这样。”黎华面色沉浊地呼吸,努力压抑着情绪,低头看了看录音机,“‘关于农村的人民公社取消与农民养老的问题’,‘关于退休待遇和发挥余热的具体问题’……果真执政如棋,牵一发而动全局。问题,不能指望孤立解决。文谦,我们不能任由这样继续。”
毕文谦也看了一眼录音机,举手示意黎华重新安坐。
“所以我说出了这些问题啊!不过,在需要负历史责任的人里,有一些,我并不觉得他们在方向上绝对地错误。他们的问题,是单纯的低能,甚至无能。虽然,从结果来说,蠢和坏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说着,他又稍微前倾身子,轻轻盖住黎华拍在茶几上的手背,“我们现在面对的局面,还不像王安石那样病入肺腑,还有着余地。黎华,无论你最终做怎样的决定,我都只会和你一道。”
“那,我们该怎么做?”
黎华翻转手掌,抓住了毕文谦的手。
“不,”毕文谦感受着从黎华手上传来的力量,微笑着摇摇头,“是我们可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