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一定被逼急了，五万两银钞也不放过，不过丰州尊奉皇上也应该有所表示，这点钱就给吧——李榆觉得皇帝也够可怜，咬着牙忍痛回奏：臣受隆恩理应报效，略表寸心于内帑，臣之本分也，然国事艰险之际，先存百姓乃存国祚，山西赋税、加派也须蠲免。宁锦死地当弃则弃，抚平关内既可恢复，先安内方可攘外，国之兴衰必在于此，士大夫怯战而妄言战事者，国贼也，陛下无须虑之，诸臣皆不敢言“清君侧”，独臣敢当之，乞陛下慎思之。
大清皇帝嗜权如命，但智勇双全乃天造之才，力挽清国于危局而且越战越强，察哈尔汗生性懦弱，却练就一身逃生之术，遇到强敌绝对逃之夭夭，相比之下，这位大明皇帝最窝囊，治国毫无起色，战事一塌糊涂，逃命肯定也不如察哈尔汗，三人中他活的最累，坐这把龙椅简直找罪受——李榆心里对比着三位皇帝，写完奏章便随即发出，后果如何根本不考虑，反正谁也拿他没办法。
西行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大明摇摇欲坠，上天留给丰州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尽快整合己方力量共同应对危局，丰州两府一院一法司为塔城会议作了仔细筹划——委派大统领李榆、总理政务巴图、外务司知事云荣共同出席会议，昂顿喇嘛随行联络当地的喇嘛，李建极和扬州赶来的鲍震组织商人洽谈商务，同时为了加深与蒙古各部的感情，这次带上巫浪哈和孩子们一起去，另外还准备了大量铁锅、布匹、武器作为礼物，总之，这次会议必须谈出个满意的结果，保证西部二十年内不出现动乱。
崇祯十三年正月下，孟克率骑兵右协左营、喀尔喀营、卫拉特营护卫，庞大的丰州使团从归化出发，归化官民万人空巷，相送十里才停下。使团队伍里，李蒙得意洋洋跟在父亲后面不停挥手，云雀、李秦、刘承祖、小活佛这帮小孩子则在车上又蹦又跳，李晋看着小伙伴都走了，难过得几乎要哭——李晋身份太特殊，与妈妈乌兰一起被留在家里。
送走了使团，李富贵直接去了总理府——巴图出远差，由他署理丰州政务。刚在公事房坐下，宣教司知事常书进来，把一叠报帖扔在桌案上。
“念丰兄，这是蕺山先生他们搞的《实学报》，太不像话了，把我们甩了单干，满报帖全是他们的文章，实学社以后岂不是他们的一言堂！”云荣气呼呼地说。
实学社成立后，关内士人与丰州文人经历了十几天的蜜月期——关内士人赞同考据圣人经典才能探求学问真谛，对泰州学说也表示部分接受，丰州文人也认为圣学传承至今自然有其合理性，也不能一味否定，还提出一个融诸子百家之说的“中学”概念，一时间双方其乐融融。随后，关内士人提出治国的核心是治心，而治心最有效的还是中学的伦理纲常，所以创立实学只能在中学基础上拨乱反正，西学则被贬为旁门左道之学，可以用而不可以为本，刘宗周借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
此言一出，西化派韩霖立刻指责关内士人玩诡计——西学与百家之说尤其是墨子之学相通，而纲常礼教又为朱子理学之魂魄，以纲常礼教治心就是立朱子理学为正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名为打压西学实则排斥百家，目的还是想让实学走官学的老路。丰州文人马上支持韩霖，朱子理学乃钦定官学，影响力巨大，不将其推下官学地位，其他学说根本没有出路。双方争论再起，关内士人重提华夷之辩、忠孝节义的论调，丰州人则以对方治乱循环、法骨儒表相讥，几个月吵下来，大概关内士人失去耐心，利用创办《实学报》的机会抢先给实学定调子。
“又是以前的陈词滥调，这个杨廷麟倒是跳得很高，这篇《华夏诸夷考》骂我们‘未脱蛮夷而自诩华夏’，岂有此理，反击，坚决反击！”李富贵看罢，狠狠地将《实学报》扔在地上，挥手对常书说道，“他们霸着《实学报》不松手，我们就再办一份报帖，专门刊载我们的文章，越多越好，把我的书也发下去，用文章淹死他们！”
几日后，李青山先生所著的《北行录》出现在归化各大书院、学堂，书中分《创制》、《武功》、《政略》、《公民》、《劝商》、《至善》六篇，前三篇概述丰州兴起、发展过程，以及丰州的官职、军制和文治武功，从解释《归化誓约》、《私产保护令》、《自由迁徙令》和《富民强民令》入手，论述了丰州以民为本的施政方针。后三篇是本书的精髓所在，李富贵认为，人皆乃天地间产物，本无贵贱尊卑之分，庶民非下，王侯亦非高，君若以国为公，则民为国之公民，民与君共议天下之事，共享天下之利，共保天下之太平，其君其民岂不同乐哉！君若化国为家，则民为君之臣民，民受君任意驱使，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君，而以天下之害尽归于民，民岂非其家奴乎？故公民者乃民之安身、立命、保业之根本；李富贵彻底否定“重本抑末”，认为工商乃国之命脉，疏通货殖与种粮、放牧同功，开辟商路与开疆拓土同功，经营工商与读书科举并无贵贱之分，他坚决主张保护私产，鼓励聪颖者努力经营工商，赚的财富越多越荣耀，不仅能光耀门庭，还是国之功臣；李富贵还认为经商亦有道，通达商道者也可成为圣人，而欲为圣人者切不可独善其身，天下既为公有，能力越强对则对天下的责任也越大，才具出众的商者应该积极参预政务，为国家出谋出力，以己之才而使众富乃至国富，此为大道也。
与此同时，一份新报帖也出现了，李富贵亲自题写报名——《共和报》，“共”有众人偕同之意，“和”有调和五谷以适众口之意，两字合在一起显然有众人一起治理天下的含义。这期报帖刊登了十几篇文章，丰州读过书的高官几乎悉数登场亮相，对《实学报》展开激烈的批判。
鄂尔泰在头版文章里驳斥了刘之纶的“依法治国论”，明确指出关内、关外风俗民情截然不同，统一适用明国律法必定大乱，况且明国本身就存在问题，其律法严密甚至残忍，却无法改变官僚腐败、国事荒驰的现实，基于明国的教训，丰州选择了议事院议政决事且政务、兵事、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司法上则借鉴元律的断例决狱、约会陪审、烧埋银赎刑等制度，并将民刑适分改为民刑彻底分离，事实证明丰州的路走对了，明国反而应该反省革新。
包克图的李槐也派人送来文章，文章中写道：所谓大一统名曰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而实际上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极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绝对控制不住扩张权力、掠夺民财的欲望，会不择手段打击一切反对者，并以欺骗、奴役人民为理所当然，暴政、苛政由此产生，最终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而人民则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李槐提出一个新构想，中央采用虚君实相，以皇权与相权相互制衡，而在地方上，中央权利只下放到行省一级，州府一律实行自治、官员民选，以此实现中央与地方相互制衡。这个构想匪夷所思，但李槐认为两千年间治乱循环不断，中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倒退的趋势，被称为失败国家并不过分，读书人肩负治国平天下的重任，为什么不能为国家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杜宏泰发表文章驳斥关内士人“无父无君，是谓禽兽”的指责，丰州人不读《孝经》、不习孝道是事实，但所谓孝道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除了教人做皇帝的奴才，其他百无一用，而且还很变态，埋儿奉母、卧冰求鲤，实乃丧心病狂，君有乱命、父有妄为，又有几人遵从？孝道，伪君子之道也，丰州人不学孝道，但孝敬父母、尊重长者，而且竭尽所能维护善良民俗——丰州尊敬德高望重的长者，基层的百户所基本是百户，断事和教谕三个老人说了算，谁做伤风败俗的坏事，直接就可以判十鞭子，另外还有驻村喇嘛、阿訇经常劝导行善，有这种氛围，懒汉无赖、孽子刁民无以存身，民风自然淳良，天下有这样老实巴交的禽兽吗？
常书的《驳华夏诸夷考》最为尖锐辛辣，把杨廷麟气得暴跳如雷，文中讥讽杨廷麟好战而不能战、谈兵而不知兵，却守着华夷之辩的陈词滥调不放，一千多年前的昭君公主尚且知道调解汉匈矛盾，化干戈为玉帛，而你饱读圣贤书却有意制造隔阂、激化仇怨，仁义道德又何在？你只谈满人肆意掳掠、嗜杀成性，却不记得明国也曾屠杀、掳掠满人，尤其是成化年间三次征讨，建州三卫几乎被灭族；你口称满人为夷种，恨不得尽杀之而后快，却不知道满人既是夷种也是汉种，辽东军户不堪忍受苛政被迫逃亡而融入满洲，满人因此得以从覆灭的边缘走向强大，今日之祸乃朝廷咎由自取。明清之间仇恨交集，两者相争苍生受难，止兵息战恢复民生才是正道，你无力平息战乱，却自以为是，挑拨华夷之争欲看天下人血流成河而后快乎？
丰州官员的反击激怒了关内士人，实学社在丰州书院内连续召开大会，士人们慷慨激昂批判丰州的错误观点，再印报帖来不及了，他们日夜奋笔疾书，把丰州书院、政务学堂以及归化的主要路口贴满手书的揭帖，几个年轻的士人索性跑到归化广场上发表讲演，老百姓还夸奖士人们真有学问，讲的话大家都听不懂。
对方来势太猛，丰州官员有些招架不住——读过书会写文章的人太少啦，打笔墨战哪里是靠文章混饭吃的关内士人的对手。丰州商会却突然亢奋起来，李富贵那本《北行录》太给力，经商赚钱光荣，不但能为国立功，还能当圣人，商人们腰杆挺得更直了，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为国出力的时候到了，以进士出身的周愕、杨庭芳为首，孙庭耀、沈守廉这帮监生积极跟进，《自由报》连出三期为丰州大唱赞歌，而且向大法司举报《实学报》挑拨族群矛盾，不属于言论保护范围，应该立即令其停刊反省。
王昉很早就意识到公民党应该出手了，但左顾右盼也找不到能写文章的人，《公民报》那几个文案写点通俗小说和种田、养猪经验还行，写正经文章肯定丢人现眼，公民党缺人才呀！幸好手上还有个高贺，让这家伙写文章。高贺正在太原，接到党中央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不愧是被革了功名的举人，思路敏捷笔头也快，三四天功夫就炮制出几十篇文章，《驳依法治国论》、《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驳华夷之辩论》、《驳明皇正统论》、《驳忠孝节义论》……，总之，对方主张的一律反对。王昉拿到文稿喜出望外，《公民报》终于有弹药了，立刻下令刊印，同时还很缺德地派人给各个印刷作坊打招呼，不许接实学社的活。
这场论战没完没了，丰州官员要忙于春耕，主动退出战斗，实学社与自由党、公民党继续接着干架，归化街头报帖、揭帖满天飞，双方开始还能装斯文人，到后来吵红了眼，索性骂起粗话动手动脚。丰州书院、政务学堂也不安静了，学子们分成两派争吵不休，期间还发生了几次斗殴——两所学堂搬迁到昭君墓附近后规模有所扩大，学子并不都是来自丰州及边外各部落，将近一半是山西学子，有些是山陕联防局的后备人才，有些是自愿投到刘宗周、孙奇逢门下，还有些是听说朝廷可能在乡试中对归化放水，提前科举移民到丰州，这些人还是比较倾向关内士人的。
闹得太不像话了，在警告几次无效后，鄂尔泰不得不约谈各派的头面人物，不过有人还不老实，王昉和杨廷麟一见面又互相指着鼻子吵起来。
“你好无耻，身为大明子民竟然污蔑太祖、成祖皇帝，还敢说我朝得国不正，难道蒙元才算正统吗？若是在关内，必将你送官府凌迟处死。”杨廷麟恨不得一口吃了王昉。
“呸，蒙元是被我们打疲了自己退出关的，关他朱重八什么事，瞧瞧他和朱老四爷俩干的恶心事，你们还好意思吹大明得国最正，人家蒙元也比你们明国体面。”北方白莲教出身的王昉也嘴硬。
“都住口，两三百年前恩怨我管不着，我只要丰州稳定，绝对不能出任何动乱的苗头，”鄂尔泰拍案喝止了张牙舞爪的杨廷麟、王昉，扭过头对刘之纶、孙奇逢严肃地说道，“元诚，启泰，你们在丰州呆的年头久了，应该明白动乱对丰州意味着什么。”
“我明白，丰州付不起动乱的代价，人呆久了，看到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就亲切，这次是有点失控了，”刘之纶点点头，又抬起手指着周愕、王昉怒斥道，“就是这两个不肖之徒把本官气昏了。”
李富贵笑呵呵地对刘之纶说道：“元诚兄勿怒，人各有不同，意见相左不足为奇，我看这样吧，实学社照旧办，《实学报》、《共和报》也照旧出，主张不同可以讨论，也可以写文章辩论，但你们不能把我们甩开单干，遇到事大家一起先商量。”
刘之纶、刘宗周和孙奇逢小声说了几句，刘宗周点头说道：“可以，实学社今后每月召集一次会议，你们也一起参加，有什么事先通告商议。”
大家商量了一会儿都表示同意，鄂尔泰又站起来要立几条规矩。
“我说过有四条不能碰，第一《归化誓约》，第二同族异俗，第三喇嘛教的尊威，第四《大统领继位章程》，现在再加一条——华夷之辩不能碰，以后凡刊发报帖一律事先审核，”鄂尔泰把跳起来又要争辩的杨廷麟按回原座，大声向众人说道，“我是大断事，这件事我说了算，不过我讲公平，让宣教司审肯定有人不服气，那就请你们四家报帖派出代表一起审，争议不下的交大法司裁断。”
大家无话可说只好认账，从此以后，实学社的每月例会成了各方争论学问的战场，《公民报》、《自由报》、《实学报》和《共和报》也笔墨大战不断，在争论过程中，实学两派实际上已经形成，尽管读书人好面子迟迟不肯承认，但老百姓把他们称为保皇派和共和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