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烈王公子宝鼎把北疆镇戍策略堂而皇之地告诉了匈奴人，清晰地透露出大秦人的两个讯息，一是大秦统一了中土，实力强悍，足以傲视天下；二是大秦要北伐，要拓展疆土，要和匈奴人决一死战。
我有实力，虽然我暂时有困难，但这些困难影响不了我的实力。凭借我的实力，我可以轻松打败你，所以我毫不畏惧，更无须隐藏我要打败你的想法。你实力不济，不是我的对手，所以我给你准备的时间。我希望在决战之刻，你能成为我强劲的对手，一个值得让我酣呼鏖战的对手。
秦人的自大和傲慢让匈奴人愤怒，但也让匈奴人更加警觉。
秦人的实力有目共睹，五年后秦人一旦恢复了元气，其实力将更加强大，匈奴人即便倾尽国力与之一战，也未必有绝对的胜算，更严重的是，匈奴人迫于大漠现状及其本身生存的需要，无论如何都不会抱着两败俱伤的决心与秦人决一死战。匈奴人有自己的生存和战斗方式，所以匈奴人才要与秦人议和，才要抢占河西，唯有抢占河西，建立了对秦人的本土关陇地区的战略优势，匈奴人才能在未来的南北决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秦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得意洋洋地给匈奴人设下了陷阱，岂不知匈奴人一旦攻占河西，秦人自己也被拖进了陷阱，到那时，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胜负就难以预料了。
匈奴人就像草原上的狼，为了吞噬猎物，有足够的耐心。当他们经过一次次的侵扰发现猎物过于强悍和庞大，暂时无法将其击杀的时候，就不得不另寻他策，比如暂时退避蓄积实力，比如佯装不敌以作麻痹。
左贤王骏稽选择了“示敌以弱”。既然你要我跳陷阱，那我就跳下去，但如果我把陷阱中的猎物吃下去了，那形势就逆转了。
不过，匈奴人无法确定秦人是否信守承诺，是否在暗中帮助大月氏，是否在匈奴人和大月氏激战正酣的时候，突然给匈奴人以致命一击。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中土人从未停止过向北拓展的步伐，而修长城的主要原因源自国力的不足，无法支撑其继续扩展。如今中土一统，可以集中国力对外，那么可以想像中土人现在的防御不过是暂时的，未来肯定要出塞，肯定要继续向北拓展领土，所以，秦人今日设下的陷阱太深，谁也不敢确定这个陷阱里埋藏着何等凶险的杀机。
左贤王骏稽决定结束这次会谈，禀报大单于，商量对策。
原则性的问题基本明确，接下来就是具体磋商如何互相制约的事情，以便最大程度地规避对方背信弃义所造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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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返回离石，一边奏报咸阳，一边与奉命赶到北军大行辕的诸军统率商讨新的北疆镇戍策略。
十万北军回镇京师，北疆镇戍只剩下二十万人马，虽然还是十个军的编制，但每军兵力在调整之后，只有两万将士，再加上咸阳大幅削减了镇戍支出，延缓了包括直道修筑在内的所有北疆发展规划，导致北疆镇戍实力骤减，镇戍策略不得不做紧急调整。
北疆诸边郡虽然一直在实施休养生息之策，但因为过于贫瘠，战事又不断，所以必须靠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才能勉强维持，仅靠边郡的农耕畜牧和有限的工商业实际上是无法维持镇戍和生存这两大重任。
现今帝国的财经政策进行了重大修改，由过去的“横征暴敛”改为“轻赋薄徭”，但这一政策对北疆边郡来说影响甚微。边郡承担着镇戍任务，自身的生存发展固然重要，而如果镇戍失败，也就谈不上生存发展了，所以边郡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政策，更需要财赋，需要钱粮，需要中央财政的大力投入。
现在中央财政大幅削减了对北疆镇戍的投入，同时又在全国推行休养生息之策，导致那些本来对投资北疆就信心不足的巨贾们马上把主要精力转到了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关东地区，由此进一步恶化了北疆的经济形势。
琴珪早在宝鼎返回北疆的时候就向他禀报过这件事，而宝鼎于初春时分在平城也曾召集部分巨贾商讨此事。宝鼎明确告诉那些忐忑不安的巨贾们，逐利是营商的第一原则，大家都跑去关东捞钱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希望他们能正确分析和预测形势，不要因为赚钱而迷失了方向，最终人财两空。
宝鼎隐晦地做出暗示，按照现今的形势发展下去，中央和地方肯定要爆发冲突，而冲突一旦演变为叛乱，帝国陷入内战，最终出来一剑定乾坤的还是北军，所以要加紧建设北军，要竭尽所能发展北疆，利用北疆的武力击败匈奴人，平息边患，然后北军才能腾出手来应对国内局势，只有如此，才能确保大家的利益。
宝鼎这句话其实说得很清楚，巨贾的背后虽然有豪门贵族做支撑，但始终是个弱势群体，经不起风雨，一旦风起云涌，瞬间就会被彻底摧毁。宝鼎希望在形势有利的时候，大家尽可能去捞钱，不过要居安思危，要有忧患意识，要未雨绸缪，要为应对未来的危机做好准备，也就是说，要始终关注北疆的发展，要为建设北军出一分力，唯有如此，将来才有回报。
蓼园巨贾们不敢违背宝鼎的意愿，而咸阳对关东富豪的打击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若想生存，当前还是紧紧依附在蓼园这棵大树下最为稳妥和安全。再说假如几年后中央财政摆脱危机，咸阳要发动北伐，那带给蓼园巨贾的利益极其丰厚，肯定会远远超过在关东的利益所得。
蓼园巨贾统一了认识，继续保持对北疆建设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边市的运行，有效推进了北疆的发展，虽然这个发展速度非常缓慢，但贵在持久，可以让北疆武力得到稳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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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鼎首要调整的镇戍策略就是全面防御。
现在北军在长城防线肯定是转入全面的防御，而全面防御的重点就是武力储备，也就是保证边郡有一定数量的可以随时投入到战场上的预备役力量，所以对边郡适龄男子的徭役征发要控制，一方面要绝对保证北疆农耕畜牧的需要，一方面要保证他们的战斗力，必须保持一定的训练时间，如此一来就必然要减少诸如一些筑城修路等劳役的征发，否则边郡的男丁不堪重负，后果严重。
为此宝鼎反复告诫北疆的军政官长们，要体恤民情，要善待边民，要让这些边民在改善生活的同时逐步认同大秦，切身体会到中土统一带来的好处，并慢慢建立起对大秦的忠诚。
其次就是全面实施“以夷制夷”的防御策略。
与匈奴人停战议和之后，大秦若想确保未来几年北疆无战事，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挑起大月氏、东胡和匈奴人之间的战争，甚至挑起单于庭内部的分裂和战乱，把匈奴人拖进战争的泥潭，再也没有力量入侵中土。
从这一目标出发，北军的西行辕就要承担起暗中支援大月氏的重任，而东行辕要利用辽东、辽西的东夷诸族，主动与长城外的东胡诸族建立联系，给予其必要的援助，鼓动和唆使东胡诸族联合起来“反击”匈奴。
北行辕则利用楼烦、林胡等诸族联系依附于匈奴人的本族部落和澹林等其他种族，以重利诱使他们叛离匈奴，激化匈奴人的内部矛盾，给单于庭制造内部危机。
司马尚等人本来对宝鼎与匈奴人议和非常不满，认为凭借今日的北军武力，根本不需要与匈奴人议和，只待中央财政摆脱危机，大军就可以出塞北伐，把匈奴人赶到阴山以北。现在听到宝鼎的计策，才知道宝鼎与匈奴人议和的本意，不仅是要让自身得到休养生息的时间，还要让匈奴人陷入战争的深渊持续消耗。几年后，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匈奴人更不是北军的对手，如果运气好的话，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打得两败俱伤，北军“渔翁得利”，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攻占河套地区，建下北伐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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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和匈奴人的接触早在河西大月氏的关注之中，当“停战开市”的消息传到河西之后，大月氏人坐不住了，大月氏王紫苏派出使者赶赴离石，邀请武烈王公子宝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与其会晤于大河。
紫苏担心武烈王拒绝，又派使者请出公孙豹相助。公孙豹知道宝鼎决心夺取河西之后，以年事已高为由，避居于岐山，不再过问河西的事情，但碍于昔日诺言，公孙豹还是给儿子公孙贤写了封信，请他斟酌是否进言武烈王。
公孙贤自解禁之后，一直镇戍北地。宝鼎入主北疆，遂召其至麾下任用，今已官拜王府、太傅府和上将军府三府司马，深得宝鼎的信任。
宝鼎并没有马上答复大月氏使者，不是他不想与紫塞会晤，而是从咸阳传来的新消息让他心神不安。
太子东巡，由中原至河北，再东进至山东，接着辗转南下两淮。太子在山东和两淮数次与关东名士探讨诸子学术，其中核心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行礼治施仁政，一个是诸子百家要百花齐放。第一个议题牵涉到帝国的基本国策，第二个议题则牵涉到帝国的官学、教育和选官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关东士人盛赞大秦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之策，但他们认为大秦若想赢得天下万民之心，尚需“师古”从周礼，裂土封侯，屏卫国祚。关东士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央集权制适合诸侯国，却不适合统一后的庞大帝国。
从礼治和仁政出发，关东士人还认为帝国应该废弃和修改一些残酷律法，比如连坐制。律法宽松了，对普通的“民”固然有利，但对贵族阶层的“民”更是有利，这无疑会大大助长贵族阶层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疯狂掠夺。
士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继承和发展。
大秦“法治”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在咸阳稳定整个中土后，必然要开始巩固和加强，也就是要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而广之。帝国的官学肯定是法家学术，而帝国的选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这导致帝国以研习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的私学遭到遏制和打击，这等于打碎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关东士人同声谏言，要求帝国进一步支持私学，推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并修改选官制度以便把这一策略落到实处。
私学的过度发展，固然可以推进中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无助于推进中土文化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私学发展了，其弟子门生多了，必然会推进地方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假如向私学倾斜，不但会阻碍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损害到尊奉法家学术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团的利益，同时还会进一步壮大地方势力。
如此关系到帝国存亡的核心问题，太子扶苏不但参与了讨论，竟然还发出了有倾向性的言论。
太子扶苏支持“仁政”理念，认为大秦的刑律的确过于严酷，应该修改，应该适当参考关东诸国的刑律，以便让关东人尽快适应和接受大秦的刑律。太子扶苏也坚持“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认为关东地区的私学应该进一步发展，而大秦的选官制度也要考虑到中土的实际情况，不能单纯的以法家学术做为选官的基本条件，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广募天下贤良。
太子这种有倾向性的言论当然会第一时间传到咸阳宫，而关东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把太子的这种言论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太子扶苏便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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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也有自己的势力，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他在东巡过程中，在关东那个地方势力极其强大之处，发表一些与中央政策相冲突的言论，就极度不合适了。
太子是中了某些人的奸计，还是故意而为之？
宝鼎苦叹无语。他在京的时候考虑到自己的敏感身份，与扶苏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更不要说像过去那样促膝而谈了，但只要有见面的机会，他还是嘱咐扶苏要“低调”，要忍耐，要保持与始皇帝的密切关系，在国事上更要与始皇帝保持一致，然而，扶苏终究是长大了，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少年了，对他的嘱咐也是置若罔闻了。
太子与皇帝发生矛盾，对帝国政局的影响可想而知，这是宝鼎一直试图避免的事，以便让帝国平稳度过这几年的恢复时间。如果始皇帝的命运没有发生改变，他就剩下七年的寿命了。七年后，太子登基，不出意外的话，国内局势要发生剧烈动荡，所以，帝国能否在这短短七年内积累一定的财富，帝国中央财政能否摆脱危机，直接关系到帝国能否在七年后稳固大秦本土，继而以雷霆之力戡定叛乱，稳定中土局势。
可惜，宝鼎的梦想破灭了。
他低估了关东地方势力抗衡中央的决心和勇气，也错误地估计了太子扶苏在当前急剧发展的政局中可能会发挥的作用。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扶苏低调做太子，小心翼翼的侍奉始皇帝，耐心的熬过这短暂的几年，那么自己就能掌控中土局势的发展，就能在帝国最危机的关头力挽狂澜。
“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深入到帝国的血液和骨髓，做为帝国储君的扶苏，怎么可能会逃脱这对矛盾的“追杀”？
宝鼎不知道接下来的政局如何发展，所以他不敢离开北军大行辕，他必须待在离石，时刻关注咸阳的动静，随时拿出对策来平息可能出现的政治风暴。
历史上扶苏深陷于“焚书”和“坑儒”两大重案，与始皇帝发生了尖锐矛盾，最终被赶出了咸阳，也影响到了帝国的命运。
难道历史要重演？难道即便把扶苏推上太子之位，也无法阻止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扶苏还是被赶出了咸阳？难道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甚至还激化了矛盾，加快了帝国的崩溃？
宝鼎日夜苦思，内心饱受煎熬，身体更是疲惫不堪。
公孙贤向宝鼎进言，请他慎重考虑大月氏王紫苏的邀请。
“近期内，我肯定不能离开大行辕。”宝鼎沉思良久后说道，“你代我跑一趟河西，面见大月氏王，据实相告。未来五年，我会竭尽所能给他以帮助，让他拖住匈奴人，消耗匈奴人。五年后，我出塞攻击，给匈奴人以重创，彻底解决匈奴之祸。”
公孙贤迟疑了片刻，问道，“如果大月氏王一定要见你，一定要亲耳听到你的承诺呢？”
“今冬明初，我或许有时间赶赴陇西。”宝鼎犹豫了很久，还是给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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